奥巴马“巧实力”外交及其对美日同盟的影响

奥巴马上台后,积极推行外交新思维,"巧实力"外交成为其中重要一环。今年2月15—22日,国务卿希拉里东亚之行将"巧实力"外交理念付诸实践。此举将对美日同盟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经济共同体区域增值税诈骗的反洗钱分析

经济共同体区域增值税诈骗犯罪方式多样、规模巨大、危害严重．不仅对增值税诈骗所得进行洗钱活动，而且还增加其他犯罪活动。对此，要关注可疑交易报告，加强合作与信息共享。发挥被监管部门的积极作用，重视风险评估的运用，建立增值税诈骗洗钱的风险指标，及时没收资产。     

水牛原生殖细胞核移植的研究

以水牛原生殖细胞(PGCs)为核供体,成熟水牛卵母细胞为受体,采用电融合法和胞质内直接注核法对水牛PGCs的核移植进行了研究.从水牛胎儿的生殖嵴或生殖腺分离得到PGCs,在胎儿成纤维细胞饲养层上传代培养后,进行核移植.结果显示,当采用电融合法时,PGCs核移植的融合率、分裂率、囊胚率和总囊胚率均显著高于胎儿成纤维细胞(P＜0.05);当采用直接注核法进行核移植时,PGCs的核移植囊胚率显著高于胎儿成纤维细胞(P＜0.05),但分裂率差异不显著(P＞0.05).结果表明,水牛PGCs细胞是理想的核移植供体细胞.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观

人权发展的基本规律表现为人权主体由个人到集体,再到人类整体;人权内容由单一到多元,再到全面系统;人权保障由唯我的国家视野到容他的国际视野,再到整体的全球视野,最终都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权观。当今世界人权事业面临中心与边缘的文明对立、发展与人权的因果倒置、援助手段偏离人权目的等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权观在主体上由个人、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层次逐步推进,在内容上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人权,系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具有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意义。     

海峡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程序机制研究——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6条为依据

《金门协议》确立了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机制,《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对这一机制进一步完善。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决定遣返时,还需对遣返的请求进行行政性审查,存在双重审查和单层审查两种机制。为了保证遣返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被遣返人可以视情况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如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最后,移交被遣返人时,当前在移交主体、移交方式、移交时间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做法。     

论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确定——对"同命不同价"的解读

本文以类型化的分析方式,结合不同观点,探索人身损害赔偿的根本目的,并通过对生命价值的研究,得出不存在独立于物质赔偿与精神抚慰金之外的其他赔偿类型,民法传统的赔偿模式具有合理性.同时,论证了受害人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应指死者亲属的抚养费,而非其他.此外,本文还对人身损害的整体不可能具有"同价性"及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以及"同命同价"口号所具有的社会误导性进行了具体解读.     

论法语名词词性的非理据性及其在教学中的意义

“性”作为名词的语法范畴,是法语学习的难点。类型语言学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发现“性”也存在于其它语族的语言中,同时也对“性”做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语义基础、词形基础和无理据基础。法语的词性属于第三类。证据既来自现代印欧语,包括法语,也来自词性从古印欧语到拉丁语再到现代法语的演变。在教学中,传统的词性记忆法是以正字法为基础的词形做依据,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语音或许是词性记忆的更好途径。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打工者婚恋观的性别差异研究——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

通过对北京东城区的打工者进行调查发现,不同性别的外出打工者在婚恋状况上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在择偶途径上,男性主要通过自己认识,女性主要通过老乡介绍;择偶标准上,男性更注重健康和外貌,女性更注重收入和工作稳定性;在择偶上的家庭影响方面,女性受到家庭的影响较大,而男性受到父母干涉的程度较小。研究还发现,外出打工的女性在婚姻观上存在代际差异,年轻女性的观念更为开放,对婚前性行为更能接受。城市经历对打工者婚恋观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使用互联网的状况对打工者的性观念有显著影响。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转移与回流对中亚和俄罗斯的威胁

自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剧变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了数万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战事。随着“伊斯兰国”日渐溃败,此波规模空前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转移和回流,将对国际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人员个体性的角度,难以全面评估此类安全威胁。应在“伊斯兰国”全球战略布局、本土恐怖组织结合当地议题的发展与重组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活动网络的联结等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面的表现中,俄罗斯和中亚地区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安全风险。一是两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规模庞大,而且大多成为“伊斯兰国”及其部分分支的主力,并在世界各地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二是组织性较强,“伊斯兰国”的效忠组织及分支将成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回流及恐怖活动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三是他们的转移和回流,不仅推动“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而且将提升俄罗斯及中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水平。所以,如何增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的反恐能力及合作水平,施行针对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改造政策,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