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结构转换下的权力互动——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过程分析

在宁波市审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削减审批事项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审批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审改)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变量影响审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失败,这些变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宁波市审改的政策过程分析,运用执行结构转换理论,对宁波市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了解释.认为审改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在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改革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之间是权力互动的.执行结构转换和权力互动过程是影响审改政策执行成败的因素.在宁波市审改的案例中,削减审批事项的执行结构从"有限分权"模式开始,逐渐向"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转换;在规范政府行为时,政策执行结构又从"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开始,逐渐向新的"有限分权"模式转换.在不同的执行结构模式下,审改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运用各自的权力资源讨价还价、策略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审改政策的执行结果.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作用和前瞻性思考

在各方的努力下,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取得明显进展,通过<9·19共同声明>、<2·13共同文件>、<10·3共同文件>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朝鲜弃核"路线图"日趋明朗.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坚持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积极劝和促谈,与各方保持良好合作与沟通,使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六方会谈中,中国发挥着主动积极、协调斡旋、平衡制衡、灵活机智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和赞赏.朝核问题的解决不容过分乐观,依旧任重而道远,但在中国努力斡旋下,朝核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取得进展.     

高素质参政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增强参政党参政能力和提高参政党履职水平是各民主党派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高素质参政党有其特定内涵。高素质参政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五个方面加以构建。     

中国共产党化解危机的基本经验

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史上,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成功地走出执政后的危机,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有5个:党内对极左路线的抗争,党内健康力量的成长,传统体制的活力衰竭,人民的支持、谅解和信任,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对这个奇迹的文本解读,有助于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之由,有助于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再认识——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维度的解读

转型期当代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出现了认同危机问题：一是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之间应当具有的合理关系出现了模糊认识;二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一元化之间的张力关系出现了偏差。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自我认同,达成价值共识,促进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与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了国民收入分配与拉动中国内需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在通过协调收入分配来拉动中国内需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指出了提高低收入群体工资待遇对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世界能源体系演进下市场化与供应安全的法律协调

从世界能源体系演变的历史逻辑来看,从垄断走向竞争的市场化转变是总的趋势。纵观各国能源法律政策,调节模式逐步实行有限市场化,但由于世界能源市场的复杂多变,各国仍通过战略性措施与市场化手段并举来确保供应安全。中国应积极推进能源市场化,并为确保供应安全设立＂法律之阀＂。     

我国政治权力运行法治化探析

现代政治是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政治,因此,政治权力的运行必须置于民主监督和法制规约之下。在当下,我国政治权力结构比较合理,但在政治民主与政治法治视角来看,我国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政治权力主体存在许多异化的政治行为。因此,对政治权力运行进行规训是必然的,权力规训的出路在于法治,法治的实现在于创设一套完善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此,我国需要对公职人员和普通民众进行法治的启蒙教育,加大政治法治化的建设力度,完善权力配置机制、强化监督机制、落实责任机制。     

代驾问题探析

代驾服务近几年在我国的一些城市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代驾可分为无偿代驾和有偿代驾.有偿代驾又分为私人有偿代驾、代驾公司提供的代驾及酒店等餐饮服务机构附带提供的代驾三种.无偿代驾是一种帮工关系,私人有偿代驾是一种临时的雇佣关系,代驾公司提供的代驾是一种委托关系,而酒店等餐饮服务机构附带提供的代驾是消费关系的延伸.根据不同代驾的法律关系及风险负担原则,确定代驾过程中可能导致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分担.完善和推广代驾服务首先要明确代驾服务业的主管机关,规范<代驾服务合同>,其次政府应该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及其他措施在制度上鼓励代驾行业的发展.     

乡村社会的变动与村民自治的实践——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政治解析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村民自治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其实质是通过给予农民充足的自主发展空间。在增强农民对国家认同感与权力正当性的认同时。实现国家治理与农民自我发展的双重目标。但实际来看,村民自治在其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使得村民自治更多地成为一种完成国家行政任务的载体,国家很难通过这种“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来构建一种新型文化网络关系,实现国家和村落社区的健康互动。基于这种现实,在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中检讨村民自治实践的历程,进而提供一些积极的实践方向就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