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产权效率问题探讨

居民产权的制度安排影响居民在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行为进而决定居民在国民经济成长中的贡献和效率.居民产权是居民经济活动的基础,居民产权效率过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掣肘.理顺居民与企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阃的产权关系,可以有效推进居民作为权能主体的明确化和功能化,提高市场经济效率.     

福建新型工业化进程基本评价与新时期战略选择

文章用经济发展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指标对福建工业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得出福建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的结论;并从工业竞争力、科技含量、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三个维度,考量福建区域新型工业化程度,做出了与工业化进程相比,福建省新型工业化水平更高一些的判断,最后对福建“十一五”新型工业化战略任务与总体目标及发展对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艾灸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模型大鼠海马与结肠组织中IKKβ/IKBα/NF-κB通路的影响

目的观察艾灸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diarrhea 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D)模型大鼠海马与结肠组织中核因子κB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IκB)激酶β(IκB kinase beta,IKKβ)、核因子κB抑制蛋白α(NF-kappa-B inhibitor alpha,IKBα)、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P65)相对表达水平的影响,探讨艾灸治疗IBS-D的机制。方法将24只健康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和艾灸组,每组8只。采用慢性束缚联合番泻叶灌胃方法建立IBS-D大鼠模型。艾灸组予以艾灸"天枢""上巨虚",每日30min,每日1次,共治疗7d。治疗后,观察大鼠稀便率和直肠扩张所引起腹部回缩反射(abdominal withdrawal reflex,AWR)的最小容量阈值;蛋白质印迹法检测海马和结肠组织中IKKβ、IKBα、NF-κB(P65)蛋白表达水平。结果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AWR的最小容量阈值明显下降(P<0.05),稀便率明显升高(P<0.05);海马和结肠组织中IKKβ、IKBα、NF-κB(P65)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增加(P<0.05)。与模型组比较,艾灸组AWR的最小容量阈值明显升高(P<0.05),稀便率明显下降(P<0.05);海马和结肠组织中IKKβ、IKBα、NF-κB(P65)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结论艾灸"天枢""上巨虚"改善IBS-D大鼠腹泻症状和内脏高敏感性可能与艾灸抑制海马与结肠组织IKKβ/IKBα/NF-κB信号通路有关,且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脑-肠轴途径实现的。     

习惯法的刑事司法适用：举证与审查

习惯法之刑事实体机能的挖掘,最终是为其进入刑事司法操作开辟道路。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对习惯法在刑事司法操作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难题予以探讨。文章着重分析了习惯法的举证与审查问题。对前一问题而言,文章首先剖析了习惯法作为“事实”的性格,由此确立了其作为待证对象的地位。其次,文章结合习惯法在整体犯罪论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分而治之地探讨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机理。就后一问题而言,文章主要从审查的必要、内容、标准等几个侧面入手,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突出了民事上“公序良俗”原则之于习惯法刑事司法审查的重要意义。     

从文化消费看大学生价值取向教育

文化消费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过程。当前,大学生在文化消费方面存在着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当前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现状,说明他们的价值取向具有如下特点:自我意识渐强、多元取向日益明显、功利取向愈益突出、政治取向明显弱化等。只有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大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并同时给予必要的消费文化生活指导,才是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其主要实现形式有: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德治与人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的德治才是真正的德治。人民是“治国”的主体,要以德治国,就必须以德“育”民,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概括为: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官员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主体之一,以德治国,必须重视以德育官,以增强理论功力、实践能力、人格魅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以法治国,以德固基。     

我国法官制度变革思路之检讨

实现法官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法官制度改革尚存在一定不足 ,如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法官等级化思维模式及外延性改革思路不利于建设高素质的法官队伍等。今后法官制度变革应该走出传统的思维模式 ,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     

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

传统刑法和司法实践将"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司法人员的认识差异,造成了量刑时空上的不平衡。本文认为,随着"自首"、"立功"和"坦白"的逐步法定化,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已经具备。它不仅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依赖于刑罚改造理论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理论支撑,还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法律基础及外国立法提供的参考和借鉴。因此,应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和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实现"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法律地位的转变及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公共政策视域中的判例制作

可将判例看作公共政策,而非只是单纯的、遵循法律条文的司法判决(适用法律条文的活动);判例制作像公共政策制定一样要关注身处其中的社会,要考虑外部性,顾及社会影响,而不能只讲求法律性;公共政策视域中判例制作的方法很多,可考虑借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     

前科株连效应的刑法学思考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碍，而且客观上严重破坏着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促使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