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的重新定位

对人民陪审员的科学定位是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状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人民陪审员的价值、选任标准、诉讼职能等问题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对于参与案件审理活动的人民陪审员而言,其职责就是参与法庭审理活动,并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民主和监督是隐含在其行为背后的功能.对人民陪审员的准确定位有助于其作用的发挥,实现人民陪审员在民主社会中的全部价值.     

行政首长应急能力问题研究——以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为视角

近期针对群体性事件频发,如何预防处置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事件的处置必然带来严厉的问责,在一味重视行政问责的背景下,人们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行政首长的应急能力,应急能力有效提高才能预防更多的群体性事件。正确认识行政首长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法律地位,积极探索提升行政首长应急能力的思路,建立规范科学的行政首长问责保障机制,必将有助于改善当前的社会问题,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改革创新推进党校事业的发展

当前，党校事业正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遇到诸多挑战。开创党校工作的新局面，关键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与不足，探索新形势下发展党校事业的新路子。     

试析北约当前战略调整

2009年4月,北约斯特拉斯堡-凯尔峰会通过一系列联合宣言和战略计划,显示北约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调整.推动北约此次战略调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新的国际安全环境压力、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升与盟国战略合作意向、法德等欧洲大国寻求加强北约欧洲支柱的努力,以及北约调整外部关系的需要等.北约战略调整的目的是继续推动北约军事、政治转型,促使北约从地域性集体防务组织转变为更活跃和具有更强大干预能力的西方军事一政治同盟.但鉴于北约今后发展仍面临一些重大障碍,其未来作用和地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美国少年法院历史的回顾

美国的少年法院可追溯到英国的大法官法庭，随着美国的工业化、都市化发展，移民的出现导致了许多家庭的解体，大量少年儿童不得不流落街头谋生，其中有的论为乞丐，有的陷入盗窃等犯罪活动。对待贫困少年儿童的挽救态度，催生了美国少年法院的诞生和壮大及发展。     

肩部急性损伤第二X线摄影体位的选择与比较

目的:探讨肩部急性损伤时第二X线摄影体位的选择与应用.方法:回顾分析87例肩部急性损伤时所行第二体位摄影,对6种用于急性肩损伤的摄影体位进行比较.结果:肩部第二摄影体位对于肩部骨折、脱位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以及判断骨折和脱位的移位方向很有帮助.不同摄影体位对不同的肩部骨折或脱位作用不同.结论:合理运用第二体位可以提高肩部骨折和脱位的检出,并能进一步判断骨折和脱位的移位情况,熟悉第二体位正常影像解剖对诊断很重要.     

征地补偿协商的历史演进与效应分析

本文对征地补偿协商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揭示了征地补偿从最早的双向协商，逐渐过渡到政府单方定价。最后又回归到双向协商的历史过程。通过分析征地补偿协商的特点和在实践中产生的正负效应，提出趋利避害的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规范并细化征地程序；建立公平、公正、可行的征地纠纷裁决制度；完善诉讼等救济途径。     

斯诺历次采访与毛泽东对外话语的传递

斯诺(Edgar Snow)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60年代冷战时期和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时期对毛泽东的历次采访及其记录,反映了毛泽东不同时期外交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对外话语的核心要义。其中,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与斯诺的两次长谈有三重意涵:第一,对"外界"大众扫除神秘,展现出矢志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社会革命者形象;第二,对"外党"各派,尤其是国民党,声明建立民主共和国和联合政权的时局主张;第三,对"外国"政府,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立场,以争取美国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尽可能援助。而斯诺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访谈则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互为映衬。     

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传播中的角色错位风险及疏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大普法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有效传播是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的重要环节.传播的决策方、传播方与受众方分别有着自身明确的角色定位,但三者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出现角色错位的风险.无论是传播过程中决策方的解释法律及与后两方互动不足、传播方在面向决策方时不当的工具理性定位以及面向受众方时过分的娱乐化的追求还是受众方的媒介素养不足及网络"赋权"后权力的滥用等都呈现出角色错位所导致的风险的特征.可结合三种角色错位的特征分别从强化对法治的信仰与严格执法、强化传播方的社会责任、提高受众方的媒介素养等方面来疏解传播中的角色错位风险.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实践逻辑——基于“放管服”改革的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制度优势仍需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我国国家治理经过了治理实践探索的"中国之治"到制度建设的"中国之制"再回到治理效能转换的"中国之治"的演变,体现的是"实践—理论—再实践"的逻辑。"放管服"改革是推动政府体制转型与营商环境优化的主要"抓手",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通过"放管服"改革的机制创新进一步推动制度向效能的转变,克服运行机制层面的功能性梗阻、联结性梗阻以及信息性梗阻,并在理念深化、机制联动、技术变革、法治保障层面不断改革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