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那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包产到户”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农民群众自发创造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虽经党内批判,但在一些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党的干部的努力争取下,1982年终于得到中央的全面肯定和开展。在这段极为曲折的道路中,陈云、万里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实事求是,力排众议的磊落的胸怀和风范值得后人学习。     

Long-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summit meeting mark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entitled “Build toward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动机及影响

作为其最新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决定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以实现"弱俄"、"遏俄",防止欧盟脱离美国的制约而单独成为世界一极,防止欧盟与俄罗斯进一步接近等目标。美国的这一举措可能促使俄罗斯加快军事复兴步伐,强化与美国进行军事政治争夺,进一步降低在国际事务和地区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意愿。美国最终很有可能接受欧盟的主张,在北约框架内建立全欧反导系统。     

变革与借鉴:传闻证据规则引论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上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原则要求排除所有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除非有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英美立法逐渐放宽了采纳传闻证据的限制,但并未动摇传闻证据规则的根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传闻证据规则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必须对之进行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造。立法可以采用“原则加例外”的模式,规定适当的例外是关键,在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当确立该规则相关的配套措施。     

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

在现代社会,裁判请求权是一国国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司法制度的设计应当保障国民的裁判请求权,使得国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以后能够较为容易地诉诸法院并获得公正的审判。在我国,虽然宪法并没有明确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司法制度就不需要以裁判请求权的实现作为司法理念,也不意味着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不需要以裁判请求权保护作为基础法理。多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没有充分关注民事诉讼法和宪法的关系,没有将公民应有的裁判请求权这一基本权利的保护作为构建民事诉讼法理论的指导原理,我国的民事诉讼…     

论证明责任在程序上的顺序性

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在程序过程中的分配。在诉讼过程中 ,控方总是应当首先承担证明责任 ,而辩方则在控方之后承担证明责任 ,两者的关系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且 ,在刑事诉讼中虽然有时会加重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但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转换的关节点是法官证明评价的形成 ,这和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性质密切相关。     

美国专利的反等同性原则——PC Connector Solutions LLC案评析

一、等同性原则与反等同性原则等同性原则(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是美国专利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虽然被侵权产品或方法没有被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书的技术要素所完全覆盖,即被控产品或方法不构成字面侵权,但被控产品或方法与权利要求书的技术要求的区别是非实质性的,那么被控产品或方     

浅论国有公司执行机构的权力制衡问题

本文指出了目前我国国有公司存在着权力配置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执行机构的权力滥用。分析了国有公司执行机构权力滥用的原因在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在用人机制上存在缺陷。并且针对成因,提出了通过制约国有公司执行机构的权力滥用,完善国有公司权 力制衡关系的对策,具体包括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完善国有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理顺政企关系、实行选任制的用人机制等。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正在向全球一体化的统一实体法方向发展,并逐步取代关税等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保护范围不断向高新技术领域拓展。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侦查:程序之外认识人的过程及其意义

侦查是一个法律程序,同时也是一个认识人的过程。寻找、分析、锁定特定的人,是破案的关键,也是真正体现侦查人员素质、智慧与价值的过程。侦查人员必须借助科学合理的思维方法,正确认识人与罪之关系,分析把握特定人与特定罪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中间联系,才能找到最终要找的犯罪嫌疑人。同时,正确认识了人,也就能够提高侦查效率,对促进侦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行使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