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论纲

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发展过程。研究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对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水平、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特色

本文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特色:毛泽东把思想教育放在反腐败斗争的首位,把民主监督作为反腐败的基础,把群众运动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手段;邓小平把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的根本,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反腐败的原则,把思想教育和法制建设相结合作为反腐败的途径。文章还从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思维方式三方面分析了产生特色的原因。     

论社会的国家化及其目的和使命

本文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阐明国家起源、演进和实质,以及国家曾经有过和可能具有的根本目的和使命,阐明国家应有的根本目的和使命。文章提出,国家的目的和使命有三种情况:一是对全体国民都是好的;二是对一部分国民是好的,对一部分国民是坏的;三是对所有的国民都是坏的。文章认为,只有把全体国民幸福的普遍实现作为根本目的和使命,才是对全体国民都是好的。     

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特征分析

<正> 在本世纪最后十年中,中国正全力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社会迈进,法制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有两种类型的法制现代化,一种是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演进型的法制现代化,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主导型的或者称之为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明显属于后者。与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相比、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在启动因素、社会条件、发展途     

税收犯罪及预防研究

税收犯罪属于行政犯罪之范畴。该犯罪行为极大地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各国刑法对税收犯罪行为都予以规制。但各国立法例各不相同。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时税收犯罪作了专门规定。预防税收犯罪首先要加强税收立法:其次要提高公民的税收法律意识;再次要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最后要加强对该类犯罪的综合治理,加大打击力度。     

具体行政行为研究的创新与突破——评方世荣的新著《论具体行政行为》

<正> 具体行政行为是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具体行政行为性质、地位范围的界定和阐释不仅涉及到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而且关联到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自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加以明文规定以来,其内涵和外延在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中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无论是在行政法学学术界中,还是在行政执法、行政审判的实务界中,都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加以充分、系统的研究。因此,方世荣教授的新作《论具体行政行为》可以认为是行政法学这一领域内的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该书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思考行政法理论的全新视角,通过这一视角,作者关注和反思行政行为的基本理论以及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中诸多重大、疑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新论纷呈。     

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由此媒体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总体上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之于外交政策显示了五大主要的功能.尽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还不是一个充分开放的过程,但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仍可引导公众舆论,影响大众的认知.     

青少年犯罪的环境预防研究

青少年犯罪率的久高不下促使人们对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理论不断进行日益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本文作者以青少年犯罪主体的生活环境为视角,展开对青少年犯罪的环境预防研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加以探讨。宏观预防方面要做到:加强社会监督,密化预防网络;弘扬传统文化,净化社会环境;整顿文化市场,清理精神垃圾;针对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特点,开展青春期教育和性教育。微观环境方面应当做到:加强家庭教育;搞好学校教育;加快文明社区建设;加强在岗青年职工教育;美化暂驻型微观环境。宏观预防与微观预防要密切配合、相互补充,共同实现青少年犯罪环境预防的宏伟和长远目标。     

论西哈努克在当代柬埔寨政治演变中的作用与影响

从柬埔寨摆脱法国殖民统治争得独立至今,柬埔寨政治在国内外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下,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演变过程。而作为柬埔寨人民领袖的西哈努克,在当代柬埔寨政治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影响,使柬埔寨当代历史深深地打上了西哈努克印记。本文以当代柬埔寨的政治演变历程为主线,对西哈努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     

联邦主权与州主权的迷思——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的政治修辞及其法律陷阱

本文通过对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的政治解读,揭示出马歇尔大法官如何运用政治修辞与法律推理技术把联邦党人的政治主张变成美国宪法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尤其细致分析了马歇尔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对历史事实、宪政理论乃至法律概念的解释采取了歪曲和误读,以服务于其捍卫联邦主权、扩张联邦权力的政治主张,从而指出,法律人既要掌握修辞的技艺,也要对修辞保持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