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四国银行重组中的外资参与

近年来,东南亚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加快了银行体系的重组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积极采取接纳外资参与的策略。它促进了各国银行体系的重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一、外资参与东南亚四国银行的现状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外资银行开始相继进军东南亚市场,它们纷纷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不过,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在当地的投资经营仍有不少限制。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四国加快了银行的重组与改革,并把吸引外资参与本国银行业重组作为一个战略性措施。目前外资参与东…     

吴庆云和120万人的家长学校

2006年1月18日,辽宁老干部大学礼堂座无虚席,台上一位老人真诚的讲演打动了台下上千听众的心,不少人泪花流动。他就是78岁的吴庆云。他于1986年创办了家长学校,1995年又创办了离异家长学校,20年来他授课人数达120余万人,挽救了无数家庭,原来的孩子也成了家长继续听他讲课。他被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构

一、前言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外两个市场加速并轨,国际经贸竞争日趋激烈,西方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这一利器对我国企业积极构筑市场壁垒或展开诉讼攻击。1建设创新型国家决策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对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做出的最好回应,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我国国家创新战略的目标。2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具有内在的联系,知识产权是自主创新的基础,也是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3企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成本、技术、法律和服务等方面,而其中技术或知识产权正日趋显现重要的作用。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及研究传统

库恩有关科学发展的理论分为五个阶段:前范式阶段;范式的出现;范式完全被接受为“常规科学”;式中出现反常、例外,研究兴趣的下降;范式的瓦解,向新的范式转向。当一个范式瓦解,新的范式又会开始同样的循环过程。借助库恩的科学的发展理论来理解跨文化传播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跨文化传播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到七八十年代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上述科学发展的前几个阶段。要使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原则规律具有普遍性,从而达到成熟科学的第四阶段似乎目前还很难。当前在中国大陆逐渐发展起来的跨文化新闻传播正遵循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的三种研究传统: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和公平三种研究传统。但跨文化新闻传播要达到成熟科学的第三阶段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作支撑。     

论发展社会公平——关于现阶段改革发展模式的思考

20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发展实践使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加剧等问题并对我国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必须对“效率优先”的模式进行反思。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于消除社会不公现象,不断发展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为此,应改行“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发展模式,逐步加大社会公平的政策含量,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     

中德《个人所得税》体制的比较研究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进一步改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加上经济改革发展和国家立法管理上的要求,也需要深化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为此有必要对中德两国的个人所得税体制进行一些比较分析,以资借鉴.由于个人所得税是一个由十分复杂的体系所构成的系统,所以本文的讨论仅起抛砖引玉作用.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研究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所确立的危险责任只施加在那些其所从事的危险通常已由法律精确定义了的具体特定人身上,即机动车的保有人,对其他并非机动车保有人的驾驶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保有人的确定应当采取运行支配说与运行利益说二元标准,某人是否属于机动车的保有人,要从其是否对该机动车的运行于事实上处于支配管理的地位以及是否从该机动车的运行中获得了利益这两个方面加以判断。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问题

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其他进入经营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性质是过错责任,经营者过错的判断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的重构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欠缺周延,难以应付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犯罪态势。重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刻不容缓,应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商业贿赂罪的主体范围;加大对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将贿赂内容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加重财产刑,充实资格刑;由检察机关统一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设立污点证人制度,瓦解商业贿赂当事人之间的默契;加强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