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和概括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标志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复杂、抽象的理论体系,在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现实的困境,如社会成员认知差异大、理论转化现实难度大、宣传教育方式较单一、实施成效难以衡量等.针对这些困境,需要从“理论”、“利益”、“宣传”、“制度”、“认同”、“实践”等方面来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建设.     

基于LQI的油气管道风险控制决策方法

为了有效提升油气管道的安全性,实现安全与成本的最优化,在生活质量指数(LQI,Life Quality Index)方法的基础上,针对油气管道建立了LQI评估模型;并以降低失效率为风险控制决策目标,根据我国油气管道行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可接受的最小管道尺寸作为决策的标准.结果表明:LQI方法在与生命安全相关的风险控制决策上是有效的;通过LQI方法可以确定相关管道设计参数的可接受标准.     

关于新时期做好律师工作的思考

在“十二五”开局之际,律师工作进入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期。2010年9月,中办、国办转发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律师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为做好新时期律师工作指明了方向。     

民刑并存情形下合同效力的认定——从两则仲裁案件说起

在仲裁的发展越来越深入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仲裁案件中开始出现刑事犯罪因素。例如:在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采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方法,即利用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诈骗行为,此时合同的效力应当如何去认定?在合同一方主体有法人的情况下,如果签订合同的为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其所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将如何去认定?以上两种情况笔者在办案过程中遇到的越来越多,也是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由这些情况所引申出来的如何认定涉案合同效力的问题,对于公平公正的裁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刑事犯罪中所涉合同的效力的探讨便成为了仲裁实务上一个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话题。本文将从笔者所经办的案件入手,深入探讨包含犯罪因素的情况下合同效力的认定,以期为今后的仲裁实践提供更多的参考。     

治理理论视角看韩国新村运动

中国学者对韩国新村运动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注意到了经济发展领域的强制性动员与参与,而没有触及到韩国新村运动真正的成功经验,即该运动在整个推进过程中合理利用治理理论这一“精髓”。本文运用现在社会科学界十分流行的治理原理（又称为共治或网治governance）来解释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上世纪70年代,朴正熙总统为代表的韩国政府正是合理地使用了社会性的网络型治理理论（networks governance）将当时国内所有涉及新村运动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行动者）与民间组织（农民）进行资源的协调和整合,并在该运动中大胆地导入了具有革命性的改革政策,使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元之间形成厉害（利益）关系后最终促成了理想性的协作方式,提高了全体社会元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凝聚力,最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韩国新村运动的丰硕成果。本文以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为鉴,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性理论与理想模式。     

论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创新

公安机关社会管理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的成效直接影响到群众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新时期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分化、互联网普及、民众权利意识增强等新的社会形势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势在必行。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应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提高科学化水平和法治化水平的价值取向下...     

中国小说评点叙事的现代转化

本文通过对现代小说评点较有代表性的贾平凹＂知情者＂＂自发者＂评点系列,以及吴中杰对鲁迅小说评点概观的展现,总结中国小说评点叙事现代转化的趋势所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者心细如发的评点渐渐让位于宏观阐释;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感性之言渐渐让位于纯粹理论总结;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生机勃勃的情感点评逐渐让位于现代评点的理性剖析;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者的导读者、教授者身份在现代转变为导读者与研究者。     

科威特金融体制及中科金融合作前景

凭借巨额石油美元,科威特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金融业成为国内非石油行业最大的领域。科威特金融体制开放有限,具有国家保护主义特色。科威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良好,能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对其造成的影响。科威特金融环境总体向好,但风险犹存。随着双方经贸领域交流的加强,中国与科威特金融合作将逐步深入。     

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互动

历史上国家法与乡规民约两相抗衡的情形一直存在。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一般不采用强力确立国家法绝对优胜地位的做法,很多时候当这种“抗衡”不涉及严重根本利益时,国家总是默认乡规民约的实际纠纷解决效用,即使它的规定是与国家法相异的。国家法与乡规民约“抗衡”中所体现的“分治”意识是可取的,但对抗性应消除,良性互动才是应然之道。实现良性互动要定位好基层自治组织的功能,给予地方广泛的自治权限,同时对地方自治构筑有效的立体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