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13年1月定价:88.00元邓小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命运。解读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及其行为逻辑,就是解读当代中国,解读个人命运背后的历史变局。《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进行了全景式描述。作者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     

不平等与政权更迭——民主转型与民主制的稳定

近年来,卡莱斯·博伊克斯（Carles Boix）、达龙·埃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以及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研究聚焦于朝向和背离民主制转型过程中不平等和分配冲突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使用从1980年到2000年之间＂第三波＂浪潮中关于民主转型和回潮的一个原始的定性数据,通过因果过程的观察来评估他们的主张。我们发现分配冲突作为他们理论中关键的因果分析机制,只出现在刚刚超过一半的案例中。与理论上的预期不同的是,大量的这类转型发生在那些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中。在所有发生民主回潮的国家中低于1/3的民主回潮是由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分配冲突所驱动的。我们认为关于民主转型和民主回潮两个问题都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替代性的因果分析途径。     

大数据到底有多重要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我发现周围的人们好像都在谈论大数据。然而,只有当一个组织选对人和用对技巧时,才能真正地将大数据分析应用到改善培训活动的实践中去。利用大数据开展培训是比较艰难的,但它的分析能力可以让企业的管理现状得到明显改善。通过分析各个职能部门复杂的数据,大数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可以推动变革的洞察力,使其能够接纳并留住高水平人才,并开展高效的管理。大数据不仅可以改善员工的培训l环境,甚至可以让培训活动焕发新的活力。     

中国的后李斯特主义崛起

虽然对于中国崛起已经有很多讨论,但是对中国崛起的含义仍有争议。争论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是对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挑战还是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本文批判地考察了激进全球化理论的一些关键假设,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型国家",其发展抱负已经从根本上受到全球"新     

青少年刑事司法视野中的英国骚乱处置研究——以2011年8月伦敦骚乱处置为分析对象

2011年8月,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暴发大规模骚乱,并席卷伦敦和整个英格兰地区的多个大城市.青少年是暴乱的主要参与者,并乘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大肆打砸抢,造成了大量的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在本案后续的刑事司法处置过程中,法院侧重于考察青少年群体性暴力整体、罪行恶性程度、社会和谐秩序受损程度,而不应该过多虑及暴乱参与者的原始动机.这种司法处置策略与英格兰地区长期以来处理大型暴乱的一贯刑事审判方针是一脉相承的.这对我国处理2012年10月中日钓鱼岛事件引发的打砸抢等影响社会安全的突发事件——尤其是对于当前尚未进行的刑事审判活动——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中国崛起与亚太各国(地区)的反应:软平衡与融合

美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2年1月号刊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徳里克·麦克道高尔(Derek McDougall)的论文,原文标题为《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各国的反应:软平衡与融合》。这里的东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整个亚太地区。     

美国管制革新的方法

美国<行政程序法>,总的来说是一件相当不错的法律,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当然,我们也承认它存在一些缺陷,并需要更新,但是反对商业团体和他们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们所提出的这样巨大的、有时甚至是激进的改变.     

强国的“支柱”：俄罗斯政党制度的选择

“统一俄罗斯”党奉行“保守主义的现代化”战略,其要旨就在于把自由和公正价值有机统一,构建独立自主的民主制度,使俄罗斯成为现代世界强国。作者以亨廷顿、托克威尔等人的理论为根据,认为任何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多党制并非民主必须的条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既不适合实行多党制,也不能实行一党制,而应该实行两党制或一党居优制,这是俄罗斯成为现代世界强国的基础和“支柱”。     

非营利部门市场化:公民社会处在风险当中?

公共部门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的途径与理念来指导政策制定与管理.一些美国的公共管理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其中特别强调其对民主与公民权利的影响.     

刑法中的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对刑法管辖权根据的思考

将犯罪视为法益侵害的一般理论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理解过于肤浅,这种理论既无法把握积极履行的义务,又无法为刑法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义务提供根据,而且在价值上也毫无意义。作为一种保证人义务,每个人的组织领域必须保证交往的安全,因此保证人地位的预设不仅是不作为,而且还是作为。消极义务是每个人的义务,它可以通过作为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不作为来违反,这与义务人组织自己的组织领域有关。积极义务旨在用其他组织领域的成就来弥补另一个组织领域的不足,尽管该义务只影响负有特殊义务的人;但由于其属于重要意义的协助义务,任何人都可能参与该义务的违反。在负有特殊义务的人非但没有协助受益人,甚至还干扰了受益人的组织领域的场合,违反积极义务可能与违反消极义务同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