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主义的建构主义解读

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虽然得益于区内权力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存在,但仅靠这些不足以应对东亚认同政治带来的挑战。建构主义强调的主体间认知为分析东亚地区主义提供了新视角。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东亚地区主义的特征、挑战和出路等问题作了初步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理性反思

本文简要回顾了国企改革的历史,在梳理改革思路后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推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由于接受了主流派经济学家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建议,从而使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照搬了西方资本主导型现代企业制度,移植了雇佣劳动制度。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业已证明,这种资本主导型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治理结构不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国情,从而没有可行性,只有危害性,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为此,需要在认真作出理性反思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情出发,重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     

论印度高等教育在科技方面的外向开拓

印度现代高等教育在科技方面的外向开拓具有很强的力度和特色。普及英语的优势为其外向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在科技上积极与国外进行交流与合作;以自信的姿态迎接教育在国际一体化潮流中的挑战,向世界一流高等院校看齐,创办高水平的大学。     

从大国兴衰规律看俄罗斯的再次复兴

俄罗斯作为国际法意义上苏联的继承国,虽然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其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有人断言,俄罗斯已经沦为“二流国家”,有人甚至将其列入了“第三世界”。根据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理论,大国的兴衰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兴必有衰,有衰终将兴。虽然俄罗斯已不能与苏联同日而语,但它仍然是一个大国,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大国。俄罗斯的再次复兴尽管需要时日,然而却是可以预见的,只不过存在着相对的局限性而已。     

政治文化与公民政治参与

政治文化的传统、现状与发展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实践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和有效消解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有益部分,培育与发展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     

18世纪越南的三教寺和三教思想

流行儒释道三教的古代越南,有着与中国类似的"三教一原"思想。在18世纪,有迹可寻的三教寺至少有两个,分别是河内八景山和谅山二青岗三教寺。当时的越南文人多持有三教一原思想,其代表有状元郑穗、黎贵惇和吴时仕等人,或言三教"其本皆归于正心修身",或言"三教一门,三宗一理"。18世纪,越南民间还广受天主教传播的影响,有人试图将新来的天主教与原有三教会同,虽在当时没有取得成功,但三教一原思想和会同四教的尝试,毫无疑问是近代和好教和高台教的先声。     

浅析特定主体“见危不救”的犯罪化

见危不救主要是指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重大财产处于危险状态或者公共利益受损时,行为人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以及有能力协助救助而不进行协助救助的行为。根据行为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身份"型和"特殊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对于"普通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各国步调基本一致,确定了其非犯罪化的趋势,而对于"特殊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像美国、意大利等大多数国家都已将其纳入刑法之中,而我国刑法尚未对此予以明确。目前,对特定主体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的讨论依然激烈,反对者多担心其入罪会导致道德法律化以及影响刑法的谦抑性等弊端,但综合社会伦理和法律基础等各方面因素,考虑到人格提升、刑法完善以及当前世界刑法的整体趋势,将特定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透视”文化全球化拓展中国文化安全国际空间

文化全球化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势文化作为一种可以操作的政治资源加以运用，极力推行西方的政治民主和文化价值，使西方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这既对文化多样性产生挑战又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安全形成冲击。中国要想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安全必须突破单纯防御性的思维模式，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修改与创建，发挥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加认同感，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进一步拓展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国际空间。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和思考

将政府绩效评估纳入法律制度的体系框架之内，形成规范化、程序化、常态化、理性化的制度设计是其最优的路径选择，也是回应公众诉求、构建服务型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法治化进程中应该秉持利益平衡的原则，依据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势进行制度设计：既要借鉴域外成功实践经验，又需考量本土资源禀赋；既要完善正式法律制度，又要借力于非正式法律制度。唯其如此，方能促进政府绩效评估既科学又可持续地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华北地区的林业建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发展农业生产和治理水害,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成立林业机构,制定和颁布植林、护林条例和办法,发动农民植树造林,确定林权,科学经营管理并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林木,取得了显著成就,对新中国初期的林业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