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国际反洗钱经验对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启示

洗钱是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并使之披上合法外衣的行为。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化的洗钱活动日益猖獗,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与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反洗钱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打击刑事犯罪,维护我国政治经济安全的迫切需要。通过对国际反洗钱经验的介绍,将对建立健全我国的反洗钱体系有所启迪。     

论高新区技术创新与园区管理体制及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新区技术创新环境的获得是技术创新的诱导因素、社会影响因素及高新区自身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努力消除高新区制度创新与体制外的摩擦,创设更具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以进一步完善高新区技术创新环境。     

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包括法官选任制度、法官保障制度、法官惩戒制度.我国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存在诸多缺失和不健全,应在宪法层面改革审判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司法审判具体制度,实现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法官独立.     

香港与大陆刑法中的胁迫之比较

胁迫在香港刑法中既是某些罪的犯罪手段 ,更是刑事被告人的一种合法的辨护理由。在大陆刑法中 ,胁迫主要是作为某些罪的犯罪手段而加以规定 ,但参加犯罪若被胁迫也可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比较香港大陆两地刑法中的胁迫 ,可见二者在胁迫的方式、对象、程度、紧迫性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异同之处 ;且香港刑法中有关胁迫影响刑事责任的规范比大陆刑法中胁从犯的规定更显合理 ,可为大陆刑法所借鉴。     

论律师制度的两个条件和两块基石

律师制度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这就是我们所探讨的两个基本条件。律师制度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两块基石就是辩护制度和代理制度。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及对策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西部地区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西部地区只有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充分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特征和规律 ,采取有效措施趋利避害 ,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西部地区的产业安全 ,发挥区域优势 ,增强区域竞争力 ,促进西部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税收对策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缓解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矛盾的有效办法.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不够完善,常常出现"管得住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的现象.当前只有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锁定"关键纳税人,才能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独特作用.     

从“国际经济政治化”角度看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援助

日本在二战后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除了商业上的动机外 ,还带有很强的战略性。日本在战后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援助分 3个阶段 :第 1阶段是从战后初期到上世纪的 6 0年代末 ,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处于初始阶段 ,这一时期经济援助的经济意义占很大比重 ,但也含有一定的政治含义 ,且比较隐蔽 ;第 2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的“福田主义”的出笼到贯穿整个 80年代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这一阶段日本在外交上倾向独立 ,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化开始显现 ;第 3阶段是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这个阶段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意图明显 ,直接服务于其政治大国战略。     

再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

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前提是在对商业秘密的合理范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判断其构成要件。该罪的主体应是混合主体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其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 ,也可以是过失 ;其直接客体是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的权利 ,包括对商业秘密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保密权 ;其客观方面不必然以“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为成立犯罪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