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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和平共享越境水资源一直是跨国流域关系构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合作管理是理性而共赢的选择,其不仅会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拓展和深化,更会推动整个区域的合作,从而使国家间获益的程度和范围远远超过河流合作本身所带来的收益。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涵盖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多维向度。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次区域多边机制,GMS和MRC作用积极但成效有限,缺乏区域认同的制度安排仍是目前该流域水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未来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需要提升流域一级的综合合作,加强高级别的政治参与。而中国作为上游国家,也需要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发挥地区性大国作用,对共享水资源进行更长远、更系统的管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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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练兵活动应正确处理好"应试练"与"应战练"的关系,"练文功"与"练武功"的关系,"强化练"与"兴趣练"的关系,"科学练"与"简单练"的关系,"练中战"与"战中练"的关系,"集中练"与"持续练"的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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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务员的信息素质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本文通过目前我国政府公务员素质现状来阐述提高和加强公务员信息素质的必要性,并通过几个方面来说明如何提高公务员的信息素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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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30日,由挪威研究智库(Econ Poyry)、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以及尼日利亚国际问题研究所(Niger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联合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上述研究机构近4个月来就尼日利亚的投资环境、投资风险开展的合作研究成果进行研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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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零售业态发展及政府规制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一国零售业态的发展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相关性。韩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和市场开放及资本自由化阶段后,便利店、廉价店等新业态大量进入,给韩国以大型百货店和商品交易市场为主导业态的传统零售业态带来了冲击。新型业态基本是模仿国外业态形式或随外资进入的,大型廉价店等新业态在本土化适应过程中不断调整,形成韩国特色。将韩国零售业态置于经济发展过程来考察,会发现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现代零售业态的发展轨迹和政府政策规制的方向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我国也呈现出与韩国、日本的相似性。观察韩国零售业态演进过程及其特征,给中国零售业态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总结后发展国家零售业态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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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及其制度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现代社会,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参与是比公民个人直接参与更为合理有效的政策参与途径。由于我国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有限以及制度空间的挤压,目前其对于政策的影响只起有限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主要存在政策参与率较低、政策参与内容的非政治化和途径的非制度化等问题。针对导致社会组织政策影响力低的制度因素,政府应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能促型的法律、制度与政策环境,即构建"分类管理、项目引导、行为监管"的新管理模式、制定出台社会组织基本法以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拓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渠道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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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但近些年,两国关系由"暖"变"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韩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而应积极加强对韩公共外交,促进两国友好关系顺利发展。韩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韩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意义不仅局限在两国关系上,它对于改善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主要就韩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及其对中韩关系所起的负面影响作用以及应对之策,做简要分析和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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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现实主义者十分关注法律的回应力。按照法律回应力的分析工具,最佳的公司法模式是有很强"回应性的公司法"。全球公司法的回应力模型可以区分为私人方向的回应模型和公共方向的回应模型,中国大体居于一种中间主义的状态。公司法的回应力取决于利益主体的识别、利益机制的设计以及回应成本、回应时机的考量。按照法律分工的模式,中国公司法的回应力应更集中于公司、股东以及董事、高管的利益调整,淡化其他的回应需求;要细分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层次;在回应成本和回应时机上进行改良,强化立法性、民间性、司法性回应机制,成立公司法改革检讨委员会、承认公司内部解决纠纷的能力、成立专门的公司法审判庭或者商事法院、促使裁判文书公共化。不同的公司法回应力政策会产生不同的系统性效应,导致不同的"习惯性沉淀"。要使沉淀的"法律资本"有用武之地,公司法必须持续保持其回应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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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岳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其实践逻辑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公共物品供给匮乏是当前村庄发展中所直面的现实问题,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因素。但传统政府供给职能的萎缩和市场供给有限形态的存在,使得以“一事一议”为代表的村庄集体供给成为重要补充,然而实践表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依然存在困境。村民个体理性逐渐觉醒,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开始寻求资源有限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最大化。通过岳村调查发现,村民理性表现为集体成本分担意愿,并呈现从弱到强的变化态势,集体行动的奥尔森困境则表现为投机行为泛滥、精英剥夺严重、公共选择趋于瘫痪等。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施“有偿”供给、政府财政介入、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成为走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奥尔森困境的可能选择。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