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场心理痕迹分析

当前,无论是侦查理论界还是侦查实务界对现场心理痕迹分析都有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相比国外的犯罪现场分析法、侦查心理学和行为证据分析法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仍处于＂潜科学阶段＂,未形成系统的观点和理论且实践性研究较为薄弱,与理性研究还有一定差距。为了更好地为侦查破案服务,现场心理痕迹分析研究应条理化、系统化和模式化。在切实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借鉴英美国家的研究方法,对已破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访谈,通过案例积累,为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行为人心理分析指标体系,并将培养专业的心理痕迹分析人员作为公安队伍建设的一项长期计划。     

我国侦查辨认程序规范化研究初探

随着诉讼法治文明的不断推进,侦查辨认程序的规范化研究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我国对侦查辨认程序的研究无论是距离法治化的要求还是从指导实践的需要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我国侦查辨认应在考虑程序立法和司法现状的基础上,从法治文明和侦查实效双重视角来探讨侦查辨认程序的完善措施。     

我国合同拘束力理论的重构

围绕合同债权的拘束力问题，存在着债权-债务构成与合同构成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我国合同法在总体上选择了合同构成。但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无论立法者还是解释者都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上述两种构成的存在和意义，而是误用了早已扭曲变形的严格责任体系和过错责任体系作为理论工具，导致合同法在立法和解释上都夹杂了很多债权-债务构成的成分，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体系矛盾，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法律效果的偏差。这些矛盾和偏差需要通过用纯粹的合同构成对现行的合同拘束力理论进行重构方能化解和矫正。     

未知病变类型脑血管中β-amyloid、α-actin、collagen Ⅳ的含量

目的研究未知病变类型脑血管病变的结构特征。方法通过刚果红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对未知病变类型脑血管病变的β-amyloid、α-actin、collagenⅣ的含量进行研究。结果未知病变类型脑血管壁α-actin、collagenⅣ呈少量阳性染色,与正常脑血管存在显著差异(P<0.05);β-amyloid染色呈阴性,与正常脑血管无差异(P>0.05)。病变血管壁中上述三种蛋白的表达特点与脑血管淀粉样变(cerebralamyloidangiopathy,CAA)及小动脉硬化玻璃样变不同。结论未知病变类型脑血管病变具有不同于CAA的病变特征。     

论非裔美国人的文化认同--解读《最蓝的眼睛》和《所罗门之歌》

寻找文化身份是后工业化时代处于"认同危机"的人们所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那些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他们主张解构西方的强势话语,颠覆西方传统文化的霸权地位,从而建构边缘群体的文化身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在她的作品中指出白人文化的强制同化以及非裔美国人对自身文化历史意识的残缺导致了他们的认同危机.对历史和传统的追寻实际上是在寻找非裔美国人的自我身份和文化家园.文化身份的确定能够让非裔美国人觉得自己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漂泊者.这一主题既是对非裔美国人文学传统中寻求文化身份主题的继承,又是对其进一步的发展.     

让创新推动开放让开放推动发展

兵团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创新，走创新——开放——发展之路。     

对建立健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长效机制的思考

本文主要论述了建立健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长效机制的重大意义及途径。     

己烯雌酚人工抗原的合成研究

采用三步反应合成了己烯雌酚人工抗原 ,为己烯雌酚酶免疫检测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试验结果证实 ,己烯雌酚及其衍生物存在着顺反异构转化现象 ,酸碱处理是降低交联前衍生物中顺式体比例的有效方法 ;经三步合成 ,成功地制备出了人工抗原 ;人工免疫原及包被原的最适结合比例分别为 1∶2 8和 1∶7。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探讨

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都做出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但是三大诉讼法在诉讼性质、诉讼目的,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均不同,因此在诉讼中应该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一点已经在理论界形成共识,并且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得到了实践,但是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却仍然悬而未决,从当事人和法官两个角度对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作简单的区分,有利于对行政诉讼的标准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