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伤性癫痫灶中泛素蛋白酶体系的形态学改变

目的检测泛素(ubiquitin,Ub)和泛素激活酶(ubiquitin-activating enzyme1,UbE1)在外伤性癫痫灶中的表达,探索其对鉴定外伤性癫痫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脑外伤后癫痫灶皮质样本15例(外伤性癫痫组)、非脑外伤后癫痫灶皮质样本15例(非外伤性癫痫组),交通事故死亡正常脑皮质样本15例(非癫痫组),通过HE常规染色观察各组形态学改变,用免疫组化染色检测3组中Ub和UbE1的表达情况。结果常规HE染色下,与非癫痫组相比,外伤性癫痫组和非外伤性癫痫组出现神经元数量减少、神经元变性等形态学改变,外伤性癫痫改变更明显。Ub和UbE1主要表达在癫痫灶神经元细胞核、细胞质内,细胞外未见表达。图像分析显示两指标的表达量为外伤性癫痫组非外伤性癫痫组非癫痫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正常神经元数量减少、神经元变性是癫痫灶的主要病理改变之一,外伤性癫痫神经元病理改变更明显。与HE染色比较,Ub和UbE1免疫组化染色更灵敏,有助于鉴别外伤性癫痫和非外伤性癫痫。     

遏制污染转移应加强公众参与

政府、污染转移者和受害者的环境关系失衡是污染转移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在很多污染转移情形中,污染者面对的是弱小的受害者,政府却偏向于污染者。公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在污染预防阶段维权缺位,在污染侵害阶段维权地位不利,使环境污染态势仍在加剧。因此,要实现我国生态环境的转变,就必须改变这种不平等博弈的局面,应促进公众参与遏制污染转移,使其在污染预防阶段能够参与项目的决策,在污染侵害中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形成对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机制。     

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问题探析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在环境保护中已经得到广泛运用。随着南海海洋开发的深入,南海海洋生态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是保护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针对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立法缺乏的现状,应率先在南海进行尝试,构建多层次的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体系,明确南海海洋生态补偿的主体、补偿的范围和补偿标准,通过开征海洋生态税等措施拓宽南海海洋环境保护补偿资金来源,并完善南海海洋生态补偿的监管机制,促使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有效建立以保护南海海洋生态环境。     

防范群体性事件重在消解隐患——以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例

防范群体性事件是当下社会面临的紧迫任务。道路交通事故群体性事件是以集体行为的形式来表现的一种社会冲突,属于经济型的直接利益冲突．具有可防性。在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到道路交通事故善后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存在诸多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因此,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表达等相关机制消解这些隐患是当务之急。     

专利池的评估对象——价值、市场价值还是价格

专利池的评估对象有专利池的价值、市场价值和价格之分,专利池的协议寿命、法定寿命和经济寿命是专利池评估对象产生的时间因素。专利池在经济寿命产生的利润是专利池的价值,专利池在经济寿命与法定寿命交叉时间段内的任意时间段产生的利润都是专利池的市场价值,专利池在协议寿命内产生的分配给许可方的利润是专利池的价格。专利池评估的原因和目的是选取专利池评估对象的决定因素。专利池评估的原因是资产整理、贸易销售、银行抵押和侵权,专利池评估的目的是会计的目的、交易的目的、贷款的目的和诉讼的目的。因资产整理而评估是为了会计的目的,因贸易销售而评估是为了交易的目的,因银行抵押而评估是为了贷款的目的,因侵权而评估是为了诉讼的目的。以会计为目的评估的是专利池的价值;以贷款和诉讼为目的评估的是专利池的市场价值;以交易为目的评估的是专利池的价格。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知情权的保障

知情权是刑事被害人的基础性和前提性诉讼权利,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保护有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应当在我国宪法中规定被害人的知情权,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具体规定被害人知情权的内容、行使方式,完善知情权告知程序及保障措施.     

论政府对影视旅游的促进作用——以韩国政府为例

韩国影视旅游对韩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阶段,考察韩国政府在运用影视进行旅游宣传,制定政策保障,改革机构设置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政府发展影视旅游提供借鉴。     

论民事诉讼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下）

作为宪法所确立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应当担负客观义务;也正因如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方具有诉讼地位上的超脱性和独立性.客观义务是诚信义务、全面义务、效率义务和协同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检察官负担客观义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正义是其制度性诉求.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对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做出明确规定.     

尊重与戒惧之间——行政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

随着各种裁量基准在中国各地的大量出笼,其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也成为理论和实务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通过考察司法审查与裁量基准的应然关系以及司法实践对裁量基准的真正态度,我们可以发现,裁量基准既是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规范,同时又是司法审查的对象。作为司法审查的法源,裁量基准具有双重性格,其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司法审查能力的局部不足;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法院对其享有不完整的审查权,在形式和实质两大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判断。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双重地位,导源于司法对行政裁量的尊重与信任法院、戒惧行政这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更进一步地,裁量基准也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扮演着输出法院政策意图的载体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