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及其公共政策治理

通过网络、国际会议、期刊等媒介搜集相关资料,首先对中国台湾省的女孩生存问题的态势和原因进行了梳理,发现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反映出来,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但主要在略高于正常值的范围内波动;导致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原因包括根源性原因、条件性原因和直接原因。其次对台湾在女孩生存问题方面的公共政策治理措施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台湾不仅采取了针对女孩生存问题的直接措施,也采取了促进妇女发展的间接措施,涉及到法律、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建立了确保治理措施付诸于实施的运行机制。这些公共政策治理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现状,但对于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最后借鉴台湾针对女孩生存问题治理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大陆女孩生存问题及其治理的特点,分别从战略和操作化两个层次为大陆地区女孩生存问题的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从泰国军人干政看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危机

军事政变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是一种政治行动.本文试图通过对泰国军事政变的分析,探讨在发展中国家军人干政的原理.本文认为,政变的发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因素和政治制度因素,其中政治参与的无序化与领导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是引发军事政变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军人干政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军人干政已经不适应甚至危害民主政治的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从调整社会结构、扩大政治参与和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等三个方面持续地付出努力.     

冲突管理的东盟方式

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国家间冲突,维护地区及全球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直是战后国际社会和区域主义实施冲突管理的基点与诉求。东盟根据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精神和其他国际法基本准则,结合东南亚国家的冲突管理实践,制定和实施了一套被誉为能够体现东盟方式基本特性的冲突管理模式。本文主要考察了国际冲突管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东盟冲突管理的基本原则、冲突类型及其管理方法以及后冷战时代东盟冲突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结构型战略能力与中国国家安全

从国家与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关系的角度,可以将国家战略能力区分为要素型战略能力和结构型战略能力两种类型.国家的结构型战略能力主要由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态势所决定.维护新世纪的国家安全,中国不仅需要大力增强自身在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要素型战略能力,也需要注重国际体系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与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奥巴马执政后推行了更为积极的东南亚政策,整体上更加重视东南亚,大力发展美国-东盟关系,强调与东盟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其原因在于东盟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对美国都十分重要,而美国这些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相对衰落。美国当前急需解决的内政外交问题太多,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东南亚,东盟与美国在主权、人权、发展观等根本性问题上又差异巨大,加之东盟奉行大国平衡外交,因此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也存在明显限制。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但双方关系的性质变化仍值得关注。     

知识经济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研究新趋势

新的国际背景下,传统产业转移理论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的解释力逐渐失去了效力,迫切需要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文章从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雁行模式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内部化理论、西方中心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面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发展的新问题,并提出了国际产业转移发展的新动向,认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正向东道国、知识因素、产业链、产业风险、跨国公司等方面的互动理论方向发展。     

在京部分专家学者谈“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及对我影响”

2011年2月8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及对我影响”研讨会,邀请在京部分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现将他们的主要观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认识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与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思考密不可分。这些认识和思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坚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职人员的权利保护

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权利保护,不仅是保证公职人员基本权利的需要,也是促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需要。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公职人员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作为行政主体的组成人员,代表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同外部相对人一样,也有自己特定的个人利益,并同行政主体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     

新国际主义理念与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

新国际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及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主题下的国际主义,其基本理念和内涵是淡化意识形态纷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抗,通过参与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及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在民族利益、自尊与人类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之间谋求最大限度的安全、合作、共赢。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必须坚持和平主义传统,倡导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使全球范围的合作与地区层面的共同体构建并举,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并重,自我发展与“睦邻、安邻、富邻”协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