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30年中国学术翻译的形态嬗变

1980年代末开始,述评性学术翻译应运而生,以弥补移植性翻译的三种局限:难以应对文化背景的未及性,移植性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某种内在紧张,移植性译者缺乏消极自由.如果从解构主义路径突破这些局限,容易否定平等对话和重叠共识,导致话语霸权.基于构述法的述评性翻译有助于厘清翻译内容的文化语境,赋予翻译者更大的、合法的言说自由,发挥研究与翻译的双重价值.     

印度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其治理背景

文章根据笔者调研描述了印度村庄在饮用水、生活用电、村庄道路等六项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以及供给渠道、行政体制、资金和管理维护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印度的治理背景和基层治理结构,并指出完善治理是提高供给效率的根本。     

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重新认定程序,人民法院也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使得关系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丧失了有效的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认定一旦错误。便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正确把握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属性,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其引入制约与监督机制,以切实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当建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为公正、高效地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供一条便捷的法律救济途径。     

社会危机的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社区在危机管理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鉴于目前城市社区危机管理的现状,必须改革社区危机管理体制,建立多层次的社区危机防控体系;强化居民危机意识,健全防危信息网络:加大依法治危力度,厘清社区权限责任;完善社区应急机制,适时启动应急预案;妥善做好善后工作,严格奖惩激励机制.唯有此,才能大大提升社区防危治危的实际能力.     

363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早期治疗分析

目的 观察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早期综合治疗的最佳时间窗.方法 将363例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按病程＜1个月、1～2+个月、2～3+个月及＞3个月分成Ⅰ组、Ⅱ组、Ⅲ组和Ⅳ组,分别进行综合治疗.并在入院时和出院时分别进行Glasgow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oring, GOS)和Glasgow结果评级(Glasgow outcome scoring, GCS).结果 Ⅰ组和Ⅱ组GOS评分和GCS分级显著优于Ⅲ组和Ⅳ组(P<0.05,或P<0.01);Ⅰ组与Ⅱ组,Ⅲ组与Ⅳ组GOS评分和GCS分级比较,差异无显著性.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术后1～2个月早期综合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略论建国后周恩来的党际和谐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际和谐思想,即：始终坚持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战略思想;正确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高度重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与协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深入学习和研究建国后周恩来的党际和谐思想对构建新时期的和谐党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利益判断、矛盾本质、体系影响——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多维探析

中美两国关系经过40多年的全面合作与发展,业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的利益关系。中美关系的影响已经完全超出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范畴,并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中美两国逐渐迈入了一个合作共赢与博弈冲突交织前行的新时代。新时代亦召唤着新的中美关系的治理方案,两国应该基于40年交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审视、深化合作、管控分歧,在动态中寻求平衡,避免产生两败俱伤的"新冷战"。对此,中国应保持乐观自信的心态,持之以恒地推进开放发展的战略,以"中国之治"为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中美矛盾本质,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框架下持续推进中美复合体建设,为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金融海啸重创韩国经济

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重创华尔街后一发不可收拾,席卷欧洲再直扑亚洲,而金融开放度较高的韩国,更是首当其冲,并成为此次金融危机受影响的重灾区,韩国经济全面亮起红灯。据韩联社首尔2008年12月10日报道,市场调查企业NIELSEN COMPANY KOREA,11月12日至18日针对首尔和4个广域市的1000名成年人开展在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1．7％的受访者认为,     

网络犯罪“口袋化”现象分析及其消减路径的思考

当前,我国在治理网络犯罪中表现出来的"口袋化"倾向已逐渐演化为一种现象。这种通过"旧有口袋罪"与发展"新口袋罪"方式对网络犯罪进行规制的现象存在着养成司法惰性、侵蚀罪刑法定原则根基与不当扩张"网络犯罪圈"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该现象的产生是立法与司法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消解这一现象,一方面,司法者必须毫不妥协地坚守同类解释规则、严谨适切地认定犯罪构成要件;另一方面,网络单行立法的调研起草工作应适时启动、以"处罚必要性"为先导的治理观念应合理转变为综合考量的治理观念,同时,互联网法治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进路。     

论政策过程中的人机合作

人类社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由于政策过程的技术化以及符号的可计算假设,人工智能可以进入政策过程中并推动决策的优化,但是政策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与情境化又超出了人工智能所能独自解决的范围,最终政策过程将走向人与人工智能的合作。政策过程中的人机合作从多层面展开,包括程序化运作与情境性创新之间的合作、技术知识与经验知识的融合、总体规划与技术操作的合作以及为高速计算的实现而合作。但是,政策过程中的人机合作也存在风险,这需要人类承担更多的责任来进行引导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