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优越性

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问题被提出,其在社会转型中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自身的消亡与复兴,由此并产生了新儒家思想。但是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中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新儒家思想缺乏实现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植根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建立在现代化中国基础之上,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占主体地位的新型思想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立国之本＂的主体地位有着历史、现实和群众的基础,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儒家思想无法挑战与取代。     

论制裁在法律概念中的地位演变

我国现行制裁理念重强制,忽视认同,容易引起社会对立,也不利于法律的执行。奥斯丁和凯尔森主张法律的强制性,哈特却主张把制裁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否定法律的强制性,强调法律的认同性。法律制裁则经历了作为法律概念重要组成部分到被排除法律概念之外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体现了人们对制裁在法律概念中地位的深化认识。文章认为强制与认同都是法律概念的两个基本要素,吸纳认同性将促进我国法律制裁理念的更新。     

隐私权及其刑法保护

从世界范围看,隐私权正在被逐步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人格权之一种。人们欲求内心世界安宁和宁居环境的精神需求迫切需要我们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文章首先探讨了隐私及隐私权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我国刑法相关条文,对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作了一些分析和思考。     

我国青少年犯罪及其防治探讨

本文认为由于对青少年犯罪问题没有足够重视,致使青少年教育工作存在不少问题:青少年违法犯罪增多,且呈低龄化、团伙化、暴力化,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大。在此,笔者探讨了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并提出了防治犯罪的几点对策。     

中越“四好关系”扎实推进——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发展回顾

中国越南唇齿相依，两国友谊源远流长。20世纪，在以毛泽东、胡志明为首的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精心培育下，中越两党两国之间曾建立了特殊深厚的革命情谊，共同谱写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诗篇。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当时极其特殊、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越关系也一度处于紧张对立的不正常状态。1990年9月，越南阮文灵总书记、范文同顾问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内部访华，在成都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进行历史性会晤。     

科技进步中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探析

科技进步与知识产权保障的关系密不可分。我国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建设在国家、企业以及公众三个层面都与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亟需国家政策的导向、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以及公众知识产权习惯的造就等方面的完善改进。     

尽快构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

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出现了融资困境.信用担保的出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很好的渠道.相对于我国信用担保行业的飞速发展,信用担保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设置、资金筹集、风险控制等方面需要构建我国完善的信用担保制度,以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伏羲生态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伏羲思想认为人类的行为必须符合自然规律，为此必须首先认识自然规律。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对现代生态思想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思考。     

论泰国宪政文化的特性

泰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肇始于自1932年的六月革命,让人匪夷所恩的是,在泰国所确立的立宪君主制却未能走上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坦途,而是呈现出泰式宪政所独有的特色,此种独有的宪政特性乃源于其独特的文化,其中王权主义遗绪、权力崇拜意识、父权主义传统、民本道德主义观念、佛教教义影响和宪法工具主义等是泰国宪政文化的显著特性.     

中国反恐法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我国现行反恐法制还存在立法格局不科学、反恐原则缺失、基础概念不明确、刑法反恐重心偏移、反恐程序立法空白、人权保护不力和执法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我国应构建"以宪法为依据,以反恐怖法为主导,诸法配合"的反恐立法新格局,确立法治和人权、标本兼治、国际合作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等反恐基本原则,厘清恐怖主义基础概念,在刑法中增设恐怖行为罪、明确规定特殊的反恐程序、加强反恐中的人权保护并不断完善反恐执法体系,推动反恐领域国际法制与中国法制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