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缺失与构建

亲属拒证权作为拒证权制度的一种,是亲属关系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法律人文关怀、诉讼利益权衡、公民权利彰显的内在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明确规定亲属拒证权的主体范围、拒证事项及其例外情况,并将告知申请程序、审核程序、救济程序、放弃权利程序作为程序设计予以构建。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思考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运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依据不足,人民监督员选任程序存在瑕疵,案件监督的范围有待调整就是典型例子。针对这些问题,应该推动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化,继续优化选任程序,重新调整案件监督范围。     

刑事和解“反悔”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兼议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标准

刑事和解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协议后反悔的情况,此时如何发现当事人达成和解的真实意思表示,成为司法机关具体认定原有刑事和解协议效力及其履行行为的关键,由此延伸出司法机关审查刑事和解协议的一般标准,具体包括加害人与被害人对和解的后果是否"明知"、对事实的认知是否同一、加害人是否作有罪答辩并真诚悔过、协议的达成是否基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自愿、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是否体现加害人的悔罪意思、和解协议是否注意关注了被害人的精神需要等。     

法官阐明制度理论基础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规定了法官阐明的内容,目前审判实务中大多数的法官对阐明制度还很陌生,并对之存有各种疑惑。笔者从当事人和法官的关系出发探讨法官阐明的理论基础,联系我国实际,具体就阐明和诉讼指挥权,阐明和处分原则、辩论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希冀能对我国司法实践部门的法律适用有所帮助。     

从户藉限制走向迁徙自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开始对传统户籍管制制度进行改革.然而,前段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身份不平等和迁徙自由的问题.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必须进一步确立迁徙自由的改革价值取向,并澄清对这一问题的各种模糊认识.     

我国劳动关系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基于1949—2021年的文献分析

从历史维度回顾我国的劳动关系研究,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管理经验,对于指导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我国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将1949—2021年我国劳动关系的研究划分为5个阶段,并进行分阶段的可视化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3个劳动关系核心主体回顾每个阶段的研究主题,梳理我国劳动关系研究的演进过程。本研究提出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劳动关系工作中的领导地位、探究政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路径、挖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方式等未来我国劳动关系的主要研究命题,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劳动关系的研究模型并提出了劳动关系实践的发展方向。     

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犯罪审判问题研究

针对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犯罪行为,国家立法机关应当提供必要的惩处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尚不能适应追究这类犯罪的客观需要。建议通过法律修正案或单行法规的形式,尽快完善相关的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健全发展,为军事斗争准备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毛泽东学生时代伦理思想探秘——兼及当代青年伦理信仰的培育

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毛泽东始终以其忧国亲民的形象留在群众记忆之中,其高尚的伦理情操始终为百姓所称道。毛泽东学生时代伦理思想的形成源于其所处时代的造就和中西方经典伦理学的熏染,其独特的伦理文化涵养既得益于带有唯心论特色的经验认识论基础,也得益于其渊博的传统文化之浸润。为培育当代青年久已弱化的伦理信仰,以毛泽东伦理为"范"就是应时之需,即从忠贞爱国勇于担当入手培育青年正确的人生观,从心系天下忧虑民生入手培育青年合理的价值观,从理论联系实际入手培育青年知行合一的知行观,从拓宽视野放眼世界入手培育青年宏伟的世界观。     

论源于人性的人工智能监管难题

人工智能的监管包括法律层面的规制、伦理层面的引导和公共管理层面的治理,但所有的监管都不能回避人工智能的"类人性"问题。因为,人工智能问题的起点是人性,来源于人性的"做人难"会不断地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赫舍尔的《人是谁》一书揭示了来源于人性的"做人难"及其主要表现:人用思维行动却难把握情绪;人用价值判断却难自我认同;人难以承认现状却要服从现实。在"后人类"阶段,当人类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比拟上帝"造人"时,其深层动机是展示"智慧";当人类利用人类基因工程比拟上帝"造人"时,其深层动机是突破"有限性"。人工智能时代来源于人性的人工智能监管难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类人"决策能力的"统治性"监管难题;二是来源于"类人"自主性认同的"冲突性"监管难题;三是基于"类人"情感与意义追寻的"重叠性"监管难题。为促进人类和"类人"的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监管理论要思考监管对象的新特性。只有从人性的"做人难"来思考人工智能的监管难题,才能有效解决"类人"社会化、组织化后所形成的"人机共生"困境。     

"风险社会"中的财税法制及其宪法控制

现代社会为风险社会,公共财政为公共风险的规制提供物质保障,为公共风险的防控提供公共资金,"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形成了"共生"与"继生"的复杂关系.因应公共风险防控需要而产生的税收优惠措施和紧急税制等税法制度,预备费和预算调整制度等财政法制度,以及财政管制和经济统制等相关措施,均需受到宪法控制.将公共风险的防范机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尤其是将公共风险的财税法规制措施纳入"合宪性控制"之下,此为新时代财税法领域的重要宪法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