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途径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了党的行动纲领，是我们党对因注重发展而对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破坏进行反思的结果，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要走“可持续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这显然将“生态文明”纳入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中。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应主要从产业结构、科技、制度和教育四个层面着手。     

由“崔真实法”引发的若干法律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领域。网络在带给人们日益便利的同时,网络失信与违法犯罪行为也在不断孳生蔓延,并且愈演愈烈。网络诚信与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网络犯罪是伴随着计算机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新型高科技犯罪,本文通过对＂崔真实＂事件的探讨,分析当前网络犯罪的特点,结合《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和第九条的相关内容,针对妨害名誉、侵犯个人隐私和网络虚拟财产犯罪两类违法犯罪行为,反思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促进我国网络建设的健康发展。     

薄层色谱梯度展开法鉴别牡丹皮和徐长卿配方颗粒

目的:建立牡丹皮和徐长卿配方颗粒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方法:采用10 cm×10 cm硅胶吸附剂薄层板和两种溶剂系统,梯度展开薄层色谱法.结果:荧光薄层板在254 nm下观察和显色剂显色均显示牡丹皮配方颗粒有丹皮酚和芍药苷特征斑点,徐长卿配方颗粒有丹皮酚特征斑点.结论:所建立的薄层色谱法专属性强,重复性好,能简单有效地实现牡丹皮和徐长卿配方颗粒的鉴别.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的整合

作为传统教学模式的有效补充手段,网络教学针对不同起点的学生,加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注重个性差异,开发学生潜能,利用多媒体环境实施立体化、多样化、个性化教学。但根据我国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环境和条件,以及当今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现状,还不能实现完全的自主学习。大学英语教学应实行网络课程和传统课堂的优势互补,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手段,在强化学生语言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学生自觉性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从而逐步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基于心理契约的边防检查机关激励机制刍议——从服务世博的视角分析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对上海口岸的通关效率和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量的不断增加,给边检机关队伍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要在分析边检队伍特征和现行的激励机制局限性的基础上,从组织行为学中的心理契约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基于心理契约的边防检查机关激励机制,具体包括情感激励、职业发展激励、边检文化激励三个层面,并对民警激励的有效实施提出建议。     

侦审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侦查预审制度调整与运行状况的考察

1997年侦审体制改革后,预审制度规则体系出现重大调整伴随预审名称、组织、工作程序、具体职能的变化,预审运行机制也发生了显著改变:预审原来承担的大部分侦查职责被归还于侦查人员,而以审查、核实侦查案卷证据、批准、决定报请逮捕、移送起诉为主要内容。但在目前行政化的侦查体制框架下,预审权力位于阶梯式权力结构的基层,预审程序也更加封闭,甚至被法制部门的行政性审批所同化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现行预审与现代预审制度着重防范、控制强大的侦查权过于自由裁量的要求有较大差距,而这是我国预审制度完成现代化转型必须面对和克服的重要问题。     

略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危机状态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但是人们对它的关注并不是十分紧密.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大,西方有学者认为,世界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频发时期,对中国来讲,目前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危机增多,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加强危机管理是各级政府必须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Plu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intellectual public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our relational patterns and four organizational for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the party‐state in 1980s China. By 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 author proposes a new theoretical model, which is called ‘plural institu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conceptual schema of ‘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currently prevalent i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o examine the explanative power of the new model,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of four groups, which represented the four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public spaces in the 1980s, is presented. The shaping influence of historically evolving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 upon different actors’ political preferences is highlighted to explain the diversity of the relational patterns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the party‐state. In the final part, the analysis centers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nels that linked intellectuals and students, and reveals 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shaping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preferences, choices, and actions in the Tiananmen Movement of 1989, giving an explanation of why Chinese intellectuals failed to prevent the student's movement from its tragic radicalization.     

论代理人的佣金请求权

代理制度涉及三方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复杂,而代理人的佣金请求权问题,世界各国法律均无规定或欠发达,这造成了实务上的困难。对佣金的支付时点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并认为代理关系终止后,代理人仍可请求本人依据重复交易量盈利额的一定比例支付佣金。     

保外就医法医学鉴定研究(附54例分析)

目的为探索当前我国保外就医的特点，揭示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提供参考依据，同时探讨保外就医的审查过程中法医学鉴定的必要性。方法两名研究人员从1992—1997年6年期间的司法鉴定资料中筛选出与保外就医有关的法医学鉴定案例，三名研究人员根据既定条件确定研究对象，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符合条件者共54例，主要年龄范围为20—50岁，罪名分类发现经济性犯罪明显多于非经济性犯罪，前者51例（94．4％），后者3例（5．55％）。提出保外就医申请的理由以单纯病名和主要症状者居多，少有提出辅助症状者，法医学鉴定表明检查结果与申请理由一致者为14例（25．92％），不一致者为40例（74．04％）；进一步鉴定揭示患有疾病确需保外就医者仅为3例（5．55％），而无需保外就医者高达51例（94．4％），其中无病者32例（59．25％），夸大病情者19例（35．18％）。结论本研究提示当前保外就医中犯罪装病、夸大病情等现象明显严重，这与保外就医所经历的中间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有关。因此，单纯以医疗系统进行保外就医鉴定是难以保证法律的公正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