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改:小改、大改还是暂时不改——兼论刑法修改的时机

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在我国现行刑法典的修订问题上,可谓意见纷呈,各说不一。有主张尽快修订者,有主张慎重缓进者。在修订的时机、指导思想、体例,乃至具体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本刊以下数篇文章具有一定代表性,特予发表,供有关方面参考。     

中国当代著名国际法学家倪征(日奥)

倪征(日奥)(1906-2003),中国当代著名国际法学家,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之后留学美国,获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并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回国后在大学教授法律课程,兼做律师;1945-1946年再赴美英进行司法考察;1946年以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的身份参加东京大审判;1956年出任中国外交部顾问;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后,他多次作为代表出席国际海洋法大会;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     

论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

反腐倡廉是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通过整党整风、率先垂范、制度建设和民主治腐,力求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虽然他的反腐倡廉思想缺少对党风不正和为政不廉的根源即体制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的认识以及反腐倡廉要靠法律制度的治本之策的探究,但其反腐倡廉思想仍不失为我们今天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行动指南。     

诉讼证明标准在价值论上的趋同

证明标准理论中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是基于相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和相同的现实时空 ,所以在操作层面上得出相同的证明标准是必然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都趋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 ,则源于诉讼价值论上的趋同。     

论最高额抵押制度的完善

最高额抵押权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具有积极的价值功能.但最高额抵押亦有其弊端,如设定巨额的最高额抵押,致抵押物价值不能充分发挥;或债权人不与债务人正常交易,使债务人经济活动自由受限,因主合同备案存在瑕疵最高额抵押权实现不了等.完善我国最高额抵押立法应明确规定最高额抵押确定请求权制度、减额请求权制度和消灭请求权制度;以立法形式规定综合授信合同及其他带有约定决算期的框架性合同可以作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合同进行登记备案.     

论江泽民的农业发展观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我国农业发展问题，并对我国农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有着真知灼见：农业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农业发展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粮食问题至关重要，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 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要依靠科技进步，优化农业布局，促进农业发展；要大力发展 乡镇企业，努力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解决农业富余人口问题。     

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干部升迁和奖惩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反腐败视角,探索经济责任审计在建设廉洁、高效党政干部队伍中的作用。     

如何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拟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该罪在立法上并无明确的构成要件，因此，有必要时该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认定进行分析探讨，以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运用本罪。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与适用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系创造的制度,具有独特的惩罚和遏制功能。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也有双倍赔偿的惩罚性规定,但在适用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存在很多局限。文章重点分析了在我国民法典中完整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并就其适用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