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用伦理学视野看设计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在设计人员意识中的缺位，致使具体的实践充斥着随意与盲目，没能体现出设计造福于人类的主旨。事实上作为人类重要的实践内容，艺术设计的存在体现着科学精神的内涵：不仅是在现世行为和产物方面，而且关乎其长远的发展——从构成应用伦理学核心之一的“责任”原则着眼，可以较为容易的发现这一点。     

古代尧舜祭祀与民族认同

尧舜祭祀是实现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包含血缘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两层含义.古代尧舜祭祀的实质是统治阶级通过民族认同来达到政治认同,以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     

芬兰的廉政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反倚机构“透明国际”2006年年底公布了当年清廉指数排行榜，芬兰又一次名列榜首，这已经是芬兰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了。这样一个蕞尔小国的国家何以多年来保持高度清廉，对于许多被腐败困扰的国家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我国也不例外。探析芬兰反犄畋的主要举措，总结芬兰廉政建设的经验和特色，尝试提炼出可供我国借鉴的做法，对我国反蒋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安全中化学战剂确证的色谱分析技术

随着公共安全工作的需要，化学战剂（CWAs）的确认成功分析化学中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色谱和质谱技术已应用于环境样品中大多数典型CWAs及其降解后产物的分析。本文综述了目前分析化学战剂的各类检测技术。     

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分析

在福柯等思想家看来,任何知识都是基于特定图式加以揭示或者形成的,所以那些操纵“整体理论”或者“真理认识”的话语者,不过是在有意或者无意隐蔽其所采图式的局限或者独断而已,而知识社会学有助于使被贬低的、边缘化的知识运作起来,击破那些知识神话。刘星先生的大作正是如此一种立场、意识的精妙应用,他以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为个案概念,通过知识社会学分析,对一直以来有关近现代中国法学的特征不过是“西学东渐”的主导观点作出了有效批驳。作者发现,近现代“中西法学”包含“相互竞争”的批判关系,西方法学不纯粹是“进入”的、“领导”的,中西法学的相对关系是“斗争”的、“彼此竞争”的,至少就部分情况来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从某种角度将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看作世界法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对法学权威的深入理解,也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近现代时期的“民族国家问题”和“日常法律问题”的复杂关系,当然还有其时的法学家法律家的“特定角色彼此融合”的表征意义。     

论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中的理性选择——以珠海市为例

万人评议政府是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种。对珠海市万人评议政府的研究表明，政绩压力、市场压力和决策者的利益三个变量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现政绩目标和自身利益的最有价值的顾客是工商企业。更好地服务于工商企业，提高针对工商企业、尤其是招商引资项目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提供优先服务提高企业的满意度，是实现决策者的战略目的的理性选择。     

行政诉讼程序运作中的法律、行政与社会——以一个“赤脚律师”的诉讼代理实践为切入点

本文以一个赤脚律师长达十年的诉讼代理实践为切入点,从立案、审理、收费与执行等环节研究了中国行政诉讼程序运作中法律与行政、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中国行政诉讼程序运作的基本特性在于,它既不完全是以形式理性主导的科层型司法与规则统治型司法,也不完全是以实质理性主导的协作型司法与纠纷解决型司法,而是所谓的混合型司法。因此,中国行政审判的实践并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缺乏独立性,而是存在着有限的独立性,但法院这种旨在平衡党政力量、群众力量、法院利益与法律本身的有限独立,与对法院的行政干预构成了一种合谋关系。本文对行政诉讼程序运作过程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赤脚律师出现的制度背景。     

北约转型路漫漫

后冷战时代北约启动改革,以求续存与发展,但其指导思想与行动中旧态尚重,新意不足,难以完成期望中的转型。北约在国际事务中地位有降,未来前景具有不确定性。     

阴阳太极图与自然构造的对称性

阴阳太极图表达了自然界中万物构造的阴阳对称性法则.中华民族传统科学文化的核心是,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阴阳太极图来认识、理解和说明.这提示了适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理论的存在,这个理论,就是阴阳太极图所表达的科学理论,这是当代科学探索追求的一个重大目标.阴阳太极图本身所能得出的是数学变类和不变性或协变性,这也就是相对论的要求.深入研究对称性问题,可以揭示出阴阳太极图所表达的科学意义.     

由甲型H1N1流感探讨我国传染病防控的法律制度

传染病的发生、变异与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一旦在某地发生，便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从2003年我国非典的惨痛经历到其后几年未曾绝迹的禽流感，再到2009年上半年谈之色变、爆发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一次次给人类敲响警钟。本文将从法律层面思考如何有效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同时兼顾探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在传染病预防领域的价值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