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新农村建设中强化农业信息服务的思考

农业信息服务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农村信息服务存在着信息服务不平衡,信息立法滞后,信息服务质量不高,农民的信息观念淡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完善农业信息立法,增强农业信息人员的服务意识和广大农民的信息观念,提高农业信息服务质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对走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的几点思考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要有合理健全的体制.其市场体制既要有竞争压力,又要保护创新者利益;其科技体制要保证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搞好宏观调控和服务,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投资上要由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变,加大基础研究经费和投资强度;在技术引进和技术自创关系上,要有选择地引进,并在分析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复行为犯的着手问题

简要分析比较前一行为说、后一行为说、具体分析说之后 ,通过案例的分析 ,得出赞同前一行为说的结论 :复行为犯中 ,数实行行为都是构成行为的一部分 ,开始实施了前一实行行为 ,尽管未实施后一行为也等于开始实施了构成行为 ;与此同时 ,行为人的前一行为已经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 ,否则 ,刑法规范就没有必要给予前一行为“构成要件要素”这样高度的评价 ,而只需采取单一实行行为的规定方式 ;而且行为人主观上的直接犯罪目的业已确定无疑地在前一行为中得到充分表现。     

加大对成都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的思考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要得以健康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扶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承担宏观经济管理任务的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是直接插手创办企业或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而是从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出发,逐步建立和形成有利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本文从成都的实际出发,从加大对成都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洗钱罪的保护客体探析 --兼论本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地位

洗钱罪保护的客体即洗钱罪所保护的利益,洗钱犯罪既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又侵害了经济管理秩序,但洗钱犯罪所主要侵害的法益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今后,随着<反洗钱法>的出台,刑法分则中惩治洗钱行为的具体罪名也应加以修订,应将洗钱罪置于妨害司法罪之中,同时鉴于惩治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洗钱犯罪的特殊性,刑事立法有必要创设新的罪名给予特殊保护.     

少先队辅导员人才培养历史与现状的调研报告

全国少先队辅导员专业人才的培养经历了以短期培训为主、中断、培训与单一的学历教育并行、复合型培训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学历教育并行的四个阶段,这种培养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建议构建起以正规院校为主体,业余院校、网上院校等教育培训阵地和各种社会教育培训资源参与和支持的开放式的新体系,完善培训机构,规范培训制度,从而创造少先队辅导员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高师美术教育存在问题刍议

我国的高师美术教育多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问题日渐凸显,主要表现为:培养目标不够明确;课程设置不完善;美术教师综合素质低;学生生源文化水准偏低。     

中国汉族与日本群体DYFl55S1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

目的探讨Y染色体DYF155S1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及群体间差异。方法 应用MVR-PCR、荧光显谱及DNA序列分析技术,对来自中国群体(北方汉族,64例)和日本群体(43例)男性个体的DYF155S1基因座进行初步分析。结果107例样本共检出了5种重复序列类型,包括新的命名为6型的重复序列,它是在1型的基础上T22A置换所形成,仅存在于日本群体,可作为民族特征性遗传标记。2群体重复序列的排列方式以3134顺序为主,在中国和日本群体中各占73.44％和67.44％,是黄种人的特点。134顺序在中国群体中占第二位,为17.19％,6134排列占日本群体的16.28％。3’端的4型重复序列的平均数目在日本群体为8.8条,明显低于中国群体的12.5条。结论DYF155S1基因座具有非常高的遗传多态性和明显的群体差异。     

依法治邪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之我见

在同邪教作斗争的过程中 ,必须注重运用法律的手段。依法治邪是由依法治国决定的。依法治邪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并处理好依法治邪与团结教育大多数、提高公民素质以及综合治理的关系。     

民事责任的两种规范模式

民事权利义务规范的设定有行为本位和资源本位两种模式,民事责任规范作为民事规范的一种也不例外。传统的学说将民事责任界定为义务的违反显然是行为本位视角的产物,实际上民事责任的产生与当事人的义务违反没有必然联系。民事责任是为保护民事权利或者法益,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而对一定的民事主体产生的不利后果。根据民事规范的设定模式,可以把民事责任规范设定模式分为“义务(行为)——责任”模式和“权利(资源)——责任”模式两种,其中前者是行为本位视角的产物,后者是资源本位视角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