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身份协议的社会性别分析

婚姻身份协议正以越来越丰富的形态出现，中国民事立法尚未对其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其效力认定不一。婚姻身份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契约，它是饱受家庭暴力、婚外情等行为困扰的女性自我保护的一种救济手段。但建立在性别不平等基础的婚姻身份协议必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这些受侵害女性的权益保障命题绝不仅仅通过婚姻身份协议就能够完成，它需要国家公共政策主要是法律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从犯罪客体看我国的婚姻家庭类犯罪——以浙江虐童案为例

从浙江虐童案可知,家庭关系外的虐待行为同样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虐童案不能适用寻衅滋事罪,从处断上也不能适用虐待罪。婚姻家庭类犯罪应当脱离婚姻家庭关系这一刑法客体对其的束缚,顺应1997年《刑法》修改的潮流,将婚姻家庭类犯罪扩大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广义上的同类客体之中。     

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出路——施特劳斯基于古典“最佳政体”观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反思

现代自由民主制一直推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它由于“道德中立”原则的困境与“公共之善”的缺失而在人性观与道德观上暴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危机。对此，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即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古典意义上的“最佳政体”观具有一种宏大的“整全”意涵，它立足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试图在实现人类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的目的指引下提供一种良善的制度安排，培育出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因而，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自由民主制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从而为我们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变化与广东民营企业人本管理模式构建

近年来,到广东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在文化素质、观念、维权意识、社会需要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由于广东不少的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观念陈旧,不能适应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变化,损害了农民工权益,引起劳资矛盾,使大量的农民工流失。广东民营企业应改变其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用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层次变化,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论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面临日益增多的暴力袭警事件,必须加强刑事立法,使警察的执法权益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刑法总则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内容中增设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有关袭警犯罪的内容,以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提高维稳工作水平增强公安机关处警能力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阶段,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进入活跃期和高发期,并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探讨新时期如何提高维稳工作水平以及增强公安机关处警能力,便成为当前乃至今后行政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     

试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和东盟十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各国的相互合作过程中,争端解决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协定》(CAFTA争端解决机制协定)为中国和东盟全面的经济贸易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和提供了法律保障;WTO的争端解决程序是从GATT1947争端解决程序发展而来,历经半个世纪,不论从制度设计和解决问题的效果来看,都日趋成熟并运行稳健,已日益成为通行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制度的介绍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使前者吸取后者的成功经验并在后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身。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

会党是秘密社会的重要组织，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成为一支非常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有联合有分裂，对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局限性和会党自身弱点的相互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下的社会矛盾

利益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是贯穿在目前我国社会矛盾中的一条主线。利益群体的冲突博弈、矛盾的链式反应与激化冲突、地方政府在矛盾中首当其冲、维权过程目标和手段的脱节正在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新特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政府行为失当、基层利益矛盾、制度性缺陷、体制的利益倾向性表现出社会矛盾的新动向。应当认真研究这些现实问题,以进一步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