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policy experiment in Singapore: does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make a difference?

The city-state of Singapore is proactive in harnessing policy experimentation to incubate innovations, transfer knowledge and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s across different public sectors. Given the country’s strong knack for pragmatism,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lessons are usually first tested and adapted in policy experiments before scaling up to nationwide policies. Singapore’s practice of policy experimentation, however, has also demonstrated evolution over tim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volving role of experimentation in Singapore’s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analyses pilot programmes in public housing to elicit the key attributes and commonalities of its policy experiments. It finds that policy experimen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sed after the 2011 general election, which witnessed a radical political rebalancing in Singapore’s governance history. Pilot projects have thus transformed from a utilitarian to citizen-centric, design-thinking approach after 2011. Pilot programmes are used for multiple purposes in policy innovations, among which civil service mentorin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ross-boundary collaboration are the values primarily pursued.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findings to the literatur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内战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与内部冲突——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在内战进程中,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有时会构建起联盟共同反抗政府军,而有时则会相互袭击引发内部冲突。对于此现象的解释已是当前内战研究理论的重点。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对此问题提出的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解释,文章认为单纯的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均无法解释反对派联盟的形式与瓦解。因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将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交互影响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冲突。在政府军实力较强的情况下,理念因素无法起作用,而反对派内部实力均衡与否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外部支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文章以叙利亚内战作为阐释性案例,采取案例内比较的方式,对提出的逻辑进行分析。     

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两岸产业合作

两岸产业合作目前的形态与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除了两岸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外,更是由两岸共同处于的东亚生产网络所驱动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两岸间产业合作开始共同面对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的外部压力,同时由于两岸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的变迁,两岸间产业开始逐渐由互补走向竞争。当外部与内部经济环境同时发生变化时,两岸产业合作的传统模式面临挑战和选择。     

基于心理契约理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和谐劳动关系是雇佣双方在劳动关系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机制实现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达到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其特征是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因此评价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需要关注雇佣双方利益满足程度.心理契约作为劳动关系的基础和框架,描述了雇佣双方对彼此应履行责任的主观理解,雇佣双方感知到的心理契约履行程度描述了其利益满足程度.本文尝试从雇佣双方心理契约内容及其感知到的心理契约履行程度的理论视角,运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包含管理者评价和员工评价的和谐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管理者和员工评价得分均为4分以上的企业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最后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应用进行探讨.     

东亚金融合作的历程与最新动向分析

自从东盟10＋3正式宣布建立亚洲外汇储备库以来,这一动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一动向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重要变化,即亚洲不仅正在从一个虚弱的亚洲转变为强大的亚洲,而且还正在从一个松散的亚洲转化为团结的亚洲。从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来看,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建立可以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从与历史的联系来看,它继承了“清迈倡议”的一部分职能,另一方面,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它有可能成为亚洲货币基金的萌芽。     

中巴关系：历史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巴西建交35周年

从1974年中国与巴西建交至今,中巴双边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35年,两国从建交之初的“谨慎外交”发展成多领域广泛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进入2l世纪以来,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中巴关系因此而成为当前南南合作的典范：2009年5月中旬,在巴西总统卢拉对中国的第二次国事访问中,两国政府着手制定2010--2014年共同行动计划,这也标志着中巴关系正朝着“深化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扩大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促进内涵丰富的人文交流”和“密切协调配合的多边合作”等多个方向发展：     

结合成人教育特点,开展自导式学习——论公安文书教学改革的新趋势

本文结合当前社会形势的发展对成人教育的要求,提出了公安文书教学改革的新思路,主要从改革的方向、观念的转变以及改革的具体实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东亚意识与东亚秩序

东亚意识的内涵包括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共有的利益观念.东亚意识有两个主要的功能:"我们性"的认同和东亚意识的社会化.未来东亚社会秩序的构建根本上取决于东亚意识的社会化程度、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东亚认同还处于萌芽状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清算意识"还很缺乏,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将在东亚长期存在.因此,可以预见,东亚意识的社会化将会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新的东亚社会秩序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一个高度认同,以中日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的东亚社会秩序将会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因此,东亚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鲜明导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深刻认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都是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出问题,都是从道德观、…     

论法之难行之源

法之难行已是中国法律实际生活的显豁病症。二十年来产生数以百千万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但绝大多数难以实行。法之难行的病症不愈 ,法治国家建设和寄托于斯的其他事业 ,都将难能制胜或无以为继。为此需要探清法之难行的根源 ,以明救治之策。难行之根源出在立法、行政、司法、法学研究、历史传统等多方面。救治中国法之难行之症 ,需要察源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