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行政执法的改进

构建和谐社会是法治的目标,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路径选择。行政执法在法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执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必须对现行的行政执法进行改进,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从权力融合到两党分治--政党制度与美国分权体制的演变

美国分权制度的演变首先经历了两个权力融合阶段,即以国会为中心的国会政体时期和大政府时代“帝王般的总统”时期。随后,作为对行政权急剧扩张的反应,两党分治模式成为美国分权体制中的新景观。两党分治现象的产生,有力地遏制了行政权扩张对分权制衡体制所造成的威胁;但它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两党分治模式下,政府的行为方式趋于保守,不同部门之间也经常存在“过度阻滞”现象,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宪政体制的效能,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关于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

借鉴"SSP范式"的理论分析框架,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目标应是,解决现行的制度缺陷,建构制度结构合理、符合制度安排的道德要求并且制度绩效良好的制度结构.从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要求来看,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应该处理好党内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立法机关、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并要有利于使政策转化为良法,保障转化过程具备程序正义.为了保证转化后的法律质量,有必要建立对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品质审查制度";为顺利衔接政策与法律两种规范形态,必须设立完备的执政党"立法建议制度";为了实现转化程序的正义并保障转化结果的理性,应当建立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正当程序制度".     

论发展社会公平——关于现阶段改革发展模式的思考

20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发展实践使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加剧等问题并对我国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必须对“效率优先”的模式进行反思。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于消除社会不公现象,不断发展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为此,应改行“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发展模式,逐步加大社会公平的政策含量,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     

中德《个人所得税》体制的比较研究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进一步改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加上经济改革发展和国家立法管理上的要求,也需要深化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为此有必要对中德两国的个人所得税体制进行一些比较分析,以资借鉴.由于个人所得税是一个由十分复杂的体系所构成的系统,所以本文的讨论仅起抛砖引玉作用.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研究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所确立的危险责任只施加在那些其所从事的危险通常已由法律精确定义了的具体特定人身上,即机动车的保有人,对其他并非机动车保有人的驾驶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保有人的确定应当采取运行支配说与运行利益说二元标准,某人是否属于机动车的保有人,要从其是否对该机动车的运行于事实上处于支配管理的地位以及是否从该机动车的运行中获得了利益这两个方面加以判断。     

关于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几个问题

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核准和执行死刑的标准,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刑复核程序过于简单。笔者结合调查和学术界的不同观点,重点就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应否实行开庭审理、死刑复核的范围、刑事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应否规定审限和将死刑案件改为三审终审等程序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与出资关系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一直是公司理论和实务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影响股东资格认定的所有因素中,出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股东资格的认定与出资关系主要表现为:在不出资情形下,不能出资者不取得股东资格,不愿出资者可以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但必须要缴足应当认缴的份额;在出资瑕疵情形下,一般的出资瑕疵,可以认定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严重的出资瑕疵,出资人不能取得股东资格。出资证明书或股东凭证是证明出资人出资的物权性凭证,持有出资证明书或股东凭证的人并不表明其一定具有股东资格。     

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选择

我国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正在呈现出显性化发展态势,政府对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公共政策支持尤为必要。从目前看,我国已经结束了对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完全保障性公共政策的时期,而开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形式公共政策的实践探索。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于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