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的基本考虑

政府信息公开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治理腐败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者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权利原则、公开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不收费原则、自由使用原则、救济原则 ,并规定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信息委员会 ,受理人民对信息申请的申诉。同时 ,人民还可以获得提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     

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内民族因素的几个问题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国内民族因素问题丰富和复杂.民族素质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内容,民族素质状况制约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提高民族素质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内部的族际关系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极为重要的表现,中华民族内部族际关系的好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弱的重要反映,发展族际的平等、和谐、团结、互助、协作关系,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的意义;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只有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缩小差距,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敬业勤学 乐观豁达——王炳照先生的学术人生

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百年的历史.作为新中国教育史发展的历史见证人和推动者,王炳照先生的学术人生与中国教育史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奠定了以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为中国教育史研究主体格局的基础;先生在先秦教育研究、孔子研究、书院研究、蒙学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新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小城镇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21世纪 ,中国面临着数以亿计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进而由非农化向城镇化发展 ,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建立经营性国有资产代表人制度

在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理想的制度模式选定之后 ,建立独立的国有资产代表人制度 ,已成为决定公司规范运作和国企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应以代表理论为依据 ,通过对国家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代表关系进行法理探析 ,建立国有资产代表人制度的理论模型 ,并对国有资产代表人的梯次结构和授权环节进行分析和设计 ,建立和加强国有资产代表人的监督制度。     

构建基层公安民警大练兵长效机制的实践与思考——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为例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在大练兵活动过程中,抓住“练不练”、“练什么”、“怎么练”、“长期练”四个环节,扎扎实实地开展以警务实战技能为重点的大练兵活动,初步形成了岗位练兵、自学自练和集中轮训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练兵体系,取得了较好成效。大练兵活动关键是要建立长效机制,主要应包括:一、建立、完善大练兵组织领导机制。二、建立完善大练兵工作运行机制。三、建立完善大练兵考评、考核机制。四、建立完善大练兵保障机制。五、建立完善大练兵激励机制。     

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制度及完善

被害人作为弱者,绝非仅仅承担一种可能的危险或风险,而是实际蒙受了肉体、精神和财产诸方面的损害和损失。因此,国家对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要优先于被告人,并着眼于构建这样一种诉讼机制:即被害人能够充分参与并有效影响诉讼的进程和结果,能够直接和有效地对司法权进行监督和制约,被害人的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能够得到及时和合理的赔偿或国家补偿,司法机关决定对罪犯的监外执行、减刑和假释应当听取被害人意见等。     

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

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是世纪之交澳大利亚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变化.霍华德四次执政,其"均衡"外交政策的成效是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试从当代澳大利亚外交的两大支柱--澳美关系和澳亚关系的角度,评述霍华德政府均衡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发展演变的特点和原因及所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读未来澳大利亚均衡外交的走向.     

培育公务员精神要着力营造“三大环境”

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是在公务员队伍中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措施和具体体现,是解决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重要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把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贯穿到实施公务员法的全过程,贯穿到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制度的全过程,贯穿到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因此,我们要着力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良好的实践环境和完善的制度环境,来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     

从刑事诉讼目的角度看警检关系

西方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相互配合与协作的关系,以控制犯罪为直接目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既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又是一种监督关系,以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然而,从警检关系的实际运作来看,无论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配合,还是检察监督均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由此导致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均未能充分实现。我国应在侦查程序中加强辩护职能,建立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以保障人权。在此前提下,以提高对犯罪的追诉效率为目标重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