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证据的客观获取与规范使用

近些年,一大批重大刑事案件被社会各界密切关注,案件事实背后牵扯出的被告人品格更是被公众热议。被告人品格证据,因其承载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犯罪动机以及深层次原因等犯罪情节,这些本该体现被告人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大小,是案件裁量重要参考依据,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公众不仅审视被告人,也审视人民法院在适用品格证据方面的智慧。     

公共财政体制的宪政之思——公共财政体制的正义品性、民主品质和法治品格

公共财政是国家权力公共化的基础,失去了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就不能保证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更不能确保国家权力仅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为此,必须确保公共财政体制具有正义品性、民主品质和法治品格。财政正义体现为国家与公民财产征收关系的合理、适度。财政民主就是政府依法按照民众意愿,通过民主程序,运用民主方式来理政府之财。财政法治要求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实行财政法定。     

经济全球化对我经济安全的挑战及我对策

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经济全球化在带给我们机遇的同时,在贸易领域、民族经济独立性、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此,我国一方面应大力扶植民族经济,同时在外资政策导向、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均应采取相应措施,趋利避害。     

消费者体验与旅游体验营销——一种文化的分析

本文从文化分析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当代社会中体验性消费高涨的原因以及消费者体验的本质,进而将消费者体验区分为现代性体验、观光式体验、舞台式体验和后现代性体验四种典型的类型。在此基础上,笔者讨论了营销者尤其是旅游企业在面对具有不同体验偏好的消费者时所应采取的营销策略。     

侵权法的救济功能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侵权法立法工作已宣告结束.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与体系多是移置而来,普通民众对这一套规范我们的行为、确立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权利的制度仍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通过宣传、普及侵权法知识,帮助普通百姓了解、认识这部权利保护法,通过侵权法了解、认识普通人享有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将是法律工作者尤其是法律教育、普及工作者的一项行重要任务.     

公共财政体制的宪政之思——公共财政体制的正义品性、民主品质和法治品格

公共财政是国家权力公共化的基础,失去了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就不能保证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更不能确保国家权力仅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为此,必须确保公共财政体制具有正义品性、民主品质和法治品格。财政正义体现为国家与公民财产征收关系的合理、适度。财政民主就是政府依法按照民众意愿,通过民主程序,运用民主方式来理政府之财。财政法治要求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实行财政法定。     

捕鲸的国际管制

<正> 捕鲸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资料记载,早在12世纪,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巴斯克人就在比斯开湾猎捕露脊鲸。由于近海资源的减少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捕鲸者开始向远洋扩张,16世纪时抵达北美海岸;17世纪时英国和荷兰的捕鲸船甚至在北冰洋水域作业。18世纪抹香鲸渔业活动兴起,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新兴产业;美洲捕鲸者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从大西洋一直捕猎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另外,日本人也自1675年开始捕鲸。这种大肆捕猎活动使鲸类自20世纪开始就已严重减少,而且捕鲸技术的发展加速了鲸资源的衰退。这种影响波及至人迹罕至拥有大量鲸类的南极海域。     

用生命谱写教育学——鲁洁教授学术思想记述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教育学的重建过程中,鲁洁教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学科建设中,她主编了《教育学》、《教育社会学》、《德育新论》等诸多影响颇大的高校教材;更重要的是,她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于中国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如教育的超越性、培养世界历史性的人、德育的人学基础和回归生活的德育,等等。这些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建立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设想

2004年起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启动“为了未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其中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治是一项重要的对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我国已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地区的先进经验以及国外一些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功经验,拟从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立法、组织领导、队伍建设、人员素质、矫正方案和措施、基金保障、监督考评机制等几方面来探讨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     

《宪法》中“妇女”与“母亲”的含义及其关系研究

作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语词，“妇女”和“母亲”在《宪法》中的含义比较复杂，需要从理论上明确界定。基于宪法概念的规范性与确定性要求，应从宪法精神与目的出发，结合《宪法》文本并参考相关法律，对《宪法》中的“妇女”作广义界定，并从婚姻家庭与国家社会两个层面来解读《宪法》中“母亲”的含义。此外，“妇女”和“母亲”都是《宪法》中特殊的基本权利主体，二者存在诸多差异，但其联系却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