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背景下的社区犯罪预防:调解、帮教以及群防群治

研究目标:在社区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当地警察的协助下,本研究评估了调解、帮教和群防群治这三个特殊犯罪预防措施对于当代中国城镇的影响。调解主要针对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帮教对违反轻罪或者刑满释放的人员提供看护以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群防群治,是在社区委员会的指导下,鼓励当地居民参与预防犯罪工作。研究方法:利用在天津收集的最新调查数据,通过多水平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研究了基于社区犯罪预防策略的实施情况,及社区犯罪对被调查社区居民家庭财产侵害的影响。研究结果:控制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变量范围的净值显示,调解、帮教、群防群治活动水平指标对被调查家庭财产受害情况呈现负面影响。结论: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证据,即传统的社区犯罪防控策略在当下中国仍是有意义的,但整体效能似乎与西方城市的实践有所不同。     

韦尔奇的“活力曲线”

在一次全球500强经理人员大会上，杰克·韦尔奇与同行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对话交流。     

重启辩证法的历史车轮:对话迪克·霍华德

2012年8月22日,美国左翼杂志《鸭嘴兽评论》在其网站上刊发了该杂志成员道格拉斯·拉罗卡(Douglas La Rocca)和斯宾塞·A.伦纳德(Spencer A.Leonard)采访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名誉教授、《民主的幽灵》作者迪克·霍华德(Dick Howard)     

以行政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以服务理念为指导,合理界定政府职能,以有效的机制和管理方式,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政府行政模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化行政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必须明确目标要求,制定中长期规划,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必须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培育社会自治能力相结合;必须建立起科学的社会评估机制。     

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

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格里高利·高斯三世(F.Gregory GauseⅢ)在美刊《外交事务》2011年第4期以《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威权主义稳定性的神话》为题撰文指出,美国学者夸大了阿拉伯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作者认为,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权与军队不只是同盟的关系,后者在一定情况下会成为前者的异己力量;经济自由化改革所产生的贫困、分化、腐败,以及中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共同削弱了阿拉伯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委托调解主体创新研究——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2015年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促使大量案件涌入法院,从而加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社会化的法院调解通过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相互协作能够提高法院工作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实现法律社会,其在效果上比法院调解更有优势。法院调解社会化是以调动多元社会控制方式为其价值取向,委托调解是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制度载体。因此,基于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情,我们需要根据我国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充分激活具有当地特色的乡土资源并培养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的解纷队伍来实现法院调解社会化的价值。这不仅能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程序选择权、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化解当地案多人少的矛盾,还可以节省其司法资源、促进社会稳定。     

中非关系迈向新台阶

正当前的非洲大陆很容易被描绘为欠发达地区,缺少塑造良好生活环境的关键要素,例如粮食不安全、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薄弱、就业机会缺乏、教育和卫生服务落后等。此外,许多非洲国家还饱受暴力犯罪和冲突的困扰。唯一"蓬勃发展"的是政治性产业,其显著特征都是管理不善(如腐败、享有免责权)、领导职位固定以及终身雇佣制等。这些因素使非洲     

美国反避税立法之CFC规则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纳税人的避税行为日益频繁,反避税立法成为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的共同任务。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反避税立法的国家,其中,其受控外国公司立法,是世界上第一个CFC规则,已经成为其他国家相关立法的模板。由于越来越多的跨国纳税人利用递延纳税进行避税,CFC规则价值凸显,其在美国反避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具体规则也日趋严厉。尽管美国CFC规则也面临一定的冲突和挑战,其反避税价值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近年来我国也面临严峻的反避税任务,对美国反避税相关立法进行研究,对中国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勇于挑战——读《永不服输的＂高龄＂队长》一文有感

作为·钙押运员，我很茸欢阅读《中国保安》杂志，吲为它的内容贴近我们工作和生活，更容易引起共鸣。前不久，我在《中国保安》杂志上读到了《永不服输的“高龄”队长》这篇义章，感触很深。     

排除规则的困难

今晚演讲的题目——排除规则的困难,是在我去年12月讲座《美国证据排除规则》1基础上的继续深入.在那次演讲中,我关注的是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年)和马普诉俄亥俄州案(1961年)这两个案件,它们涉及旨在保护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有关免于自证其罪与不合理搜查扣押之权利的排除规则.美国最高法院还有其他授权在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予以排除的案例.这使许多人包括资深法学家认为,在美国存在着授权排除非法获取证据的排除规则.正如我在那场演讲中指出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美国有许多复杂的证据规则.某些规则授权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而另一些则没有.某些授权排除是因为其他理由,与证据获取方式的合法性没关系,而且,非法获取的证据常常是可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