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Bodies With One Spirit'

<正>Beijing Review recently interviewed Ashok K.Kantha,Indian Ambassador to China,eliciting his views on issues relevant to ChinaIndia relations:from managing cross-border disputes and addressing trade imbalances and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to encourag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adapting to a new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His responses touch upon the many important tasks     

挪威与俄罗斯(前苏联)海洋划界谈判评估

挪威与俄罗斯(前苏联)之间关于巴伦支海海洋划界的谈判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虽然双方都表达了要达成一致意见的意愿,但是至今依然没有形成初步解决方法的迹象。一开始,划界问题仅仅涉及到了该区域重要经济资源的分配,比如石油和海产,但是在后来的谈判中,该区域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两国双边关系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对解决此问题没有实际迫切的需求,也没有边境争端给双方关系增添压力,加之双方对划界问题的解决方法各有考量,因此,最后的解决方案只能依靠双方结束这场长期争端的政治意愿。     

巴西对外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特性的挑战

<正>本文主要探讨巴西外交政策的新框架,介绍其相关特性,并分析由此产生的概念和政治挑战。首先,分析对外政策研究领域是如何发展的(也称"对外政策分析")。其次,总体介绍当代世界格局中产生的新的研究问题,尤其是针对巴西的一些问题。再次,介绍和分析某些行业,这些行业中议题和角色的多样性清晰地反映了变革的方向,并得出本文的结论:对外政策也应被视为公共政策。最后,提出一些研究和分析的可行路径。     

面临挑战的亚洲巨人

沙伦德拉·D.夏尔马是美国旧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美刊《当代历史》2006年4月号上发表了题为《面临挑战的亚洲巨人》的文章。该文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沿袭的是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而印度则采用了以服务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了两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哪些经验可以相互借鉴。文章内容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这两个居住着近2/5世界人口的亚洲巨人,长期以来就是比较的对象。如同以往,今天经济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60多年前,当这两个国家同样面临着经济落后、贫困和文盲等巨大…     

俄罗斯社会经济改革现阶段的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变化

俄罗斯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在此时期俄罗斯经历了许多震荡与磨难,现已成功解决了发展道路上的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俄罗斯的政治和政党制度的一切变化几乎都是激进的社会经济转型进程导致的。政治变化反映了建立国家经济潜力的复杂经济进程。俄罗斯的发展潜力是在改     

纪念哈里·马格多夫

2006年1月2日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网站(http//www.monthlyreview.org)发表了题为《意志的乐观主义者:哈里·马格多夫》的文章,以纪念在前一天去世的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哈里·马格多夫。该文讲述了马格多夫的生平以及其理论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他在帝国主义理论上的卓越贡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的治理与公务员制度改革

朱迪·豪威尔所编的《中国的治理》(Gov- ernance in China,edited by Jude Howell,Lan- 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一书对中国治理中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我们从中选取了香港大学政治学系美籍教授约翰·P．伯恩斯题为《治理与公务员改革》的文章,该文根据善治的五个要素分析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中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现将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华人对俄罗斯远东城市发展的贡献

俄国人在远东地区建立定居地以来，华人劳工、商人一直是当地经济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为伯力和海参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俄国政府试图限制他们，但是同时也依靠他们建设铁路、开展小额贸易和服务行业。华人和华商的存在说明了俄国阿穆尔边区政策的灵活性。     

正确的与合理的

英美刑法对含糊的、但具解释力的“合理性”的依赖促成了平面式法律推理,而大陆刑法则基于对“正确的”这一概念的独特理解而形成了构建式的法律思维模式。虽然无论是“合理的”还是“正确的”都体现了一种使刑法规范超越实定法的努力,但“正确的”代表着一种一元性的法律秩序,意味每一法律争议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而“合理的”则驱使法律秩序走向多元。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哈特和德沃金关于自由裁量权问题的争论的症结所在。     

向这一切说再见——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

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中对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4)一书进行了评述,认为伊格尔顿在批评理论遭到质疑的今天试图重新确立理论的基础,寻找理论生产的新的动力。但该书过高地估计了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同时并没有对理论内部的历史作适当的分析。本文译自美刊《纽约书评》2004年5月27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一伊格尔顿的新作《理论之后》问世,任何在20世纪末文化战争的学术前沿参与论争的人都会竖起耳朵,欲先睹为快。“理论”是一个松散的和包罗万象的术语,通常用来指受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