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小镇的建设理念与创新发展路径——以常州市殷村职教小镇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特色小镇已经成了推动城镇建设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与小镇在生态文化产业建设的特色与内容方面具有一致性与互补性。本文以殷村职教产业为例,寻求职业教育与产业变革、经济转型、江苏战略、常州发展的融合点,完成以中企国业智造价值观升级,为特色小镇发展提供典范。     

隐私政策的多维解读:告知同意性质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基于隐私政策的告知同意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制度,但对其性质应当进行反思,对其制度应进行重构。告知同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合同、声明、基本权利合规等多重特征,在我国也应被视为多维制度工具。仅从意思自治角度看,告知同意面临信息过载、决策过频等难题,即使进行制度改进,也无法实现个体的充分知情和明确同意。但隐私政策的阅读对象不仅是即时交互场景下的个人,也包括企业内部人员、市场评级者、执法司法者和非交互场景下的个体。隐私政策可能充当信息处理者的合规章程、市场声誉信息机制的媒介、司法诉讼与行政执法的依据、赢取个体信任与进行隐私教育的工具。应解绑告知与同意,适度放松同意要求,但应强化对隐私政策的告知要求。隐私政策对外可以采取不同提醒方式与分层架构,对内应成为内嵌到不同部门与产品的合规指引,在形式上采取基于风险的模块化披露。     

数据公平利用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在当前的数据交易与利用实践中,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主要为少数企业所控制,作为用户的个人与中小商家则难以利用数据。为实现数据的公平利用,欧盟试图赋予用户以数据访问与利用权,美国注重个人信息数据的市场交易,我国则强调对企业数据进行确权。然而,数据具有聚合性、关联性、场景依附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征,确权无助于解决数据利用过程中的争议,将数据视为权益混同的聚合型财产,通过行为规制与数据治理实现数据公平利用,是更为合理可行的路径。对于商业主体数据的利用,应强调市场自治与竞争秩序公平。对于个人数据的利用,应从“个人—企业”“个人集合—企业”两个关系维度构建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对于公开数据的利用,应克减平台企业的数据控制权,赋予平台内商家以有限的数据访问与利用权,保障平台内个人用户的个人信息携带权,以有效平衡各方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中国城市化进程新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资源、要素驱动的一次城市化向以创新、人才驱动的二次城市化迈进的关键阶段。二次城市化是以人为核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城市化,体现了人口流动由中心集聚向多点扩散转型、空间格局由小城镇向都市圈和城市群转型、城市功能由产城分离向产城人融合转型等多维度进阶的特征。在实现二次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创新引领、产城人融合、区域协同、绿色发展、文化交融和城市治理等方面破题发力,推动城市化发展路径由“量”向“质”切换,更好发挥城市化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论数据来源者权利

数据来源者权利在我国为“数据二十条”政策所规定,在欧盟则为《数据法（提案）》所规定。这一权利确立数据来源者对于其数据的知情同意、获取、复制、转移等权利,意图实现数据公平、数据市场流通和数据的互操作性。但数据来源者权利在正当性与可行性方面均存在困境。“数据二十条”在法律化过程中,应以现有成熟法律体系为基础。当数据来源者为个人时,应首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制度。当数据来源者为非个人主体时,应注重数据市场秩序公平,构建数据信任共享与汇聚数据市场,打造多样性的数据互联。如果未来法律引入数据来源者权利,这一权利应被视为一种程序性、非绝对性、举报建议性权利,法律可以利用这一权利促进数据来源者与数据持有者之间、不同数据贡献者之间的沟通治理,而非将其泛化为实体性、绝对性、可诉性权利。     

数字时代民法的发展与完善

数字时代,民法制度需要转型升级。数据权益是一种民事权益,但也具有特殊性,数据权益是一种综合性权益,应当引入权利束的理论加以分析。此外,还应当区分数据权益与数据产品。数据与有形财产不同,数据不具有排他性,应更注重利用。数字时代的合同法应注重许可协议,此外,用户协议常常与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而且包含了很多不合理、不平等的条款,应注重对格式条款进行规范,从注重意思自治转向合同正义。数字时代人格权的客体、行使和保护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数字化背景下人格权保护机制的重大完善。应积极协调财产权益与人格权益,从注重保护财产权益转向注重维护数字人格权益。数字时代的侵权法面临数据侵权、大规模微型侵权等挑战,应积极利用侵权责任法保护数据权益,从注重事后过错认定转变为注重事前风险预防,同时还要注重赔偿救济功能的多样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拓展与升华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积累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为中国式民主新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标定了积极有益的参照价值和镜鉴坐标。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新时代的拓展与升华,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规律的最新凝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重要制度载体和实践样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人类民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正式确立。     

国有企业贯彻三重一大集体决策与源头防腐浅议

一、三重一大的来由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简称三重一大)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200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都以相当的篇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各省市以及国资委都先后出台了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实施意见对三重一大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解.     

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基于高校内部的视角

以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为研究主题,对来自不同高校的81名校级领导干部展开问卷调查。对于当前社会参与大学治理的现状,样本高校领导干部对大学治理已有一定认识,对社会参与治理的必要性高度认可。但在实践中,社会参与大学治理的程度普遍不高、渠道有限。调查对象认为导致社会参与治理程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机制和体制建设的不成熟。其中,政府在促进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中责任重大。此外,东西部之间以及省属和部属院校之间亦存在对大学治理的认识和社会参与度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