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第21条之法理分析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虽属程序性规定，但其“入法”既符合组织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又是现实立法策略选择的结果，并非肆意立法。第21条的适用对象也非仅局限于检察机关，任何对检察机关履职行权承担义务的主体，包括有关单位和个人，皆应一体适用。此外，对于义务人违反第21条所应承担的违法后果与责任，需结合第48条进行解读。义务违反时，检察机关首应采取必要措施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而非一味强调追责。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另论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配合制约原则的指导下 ,三机关的关系普遍出现了错位、扭曲、缺位等不良现象。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关于审判公正的法哲学思考

审判公正包含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层含义。实现审判公正 ,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律秩序、有利于增进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审判公正、有利于抑制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判公正的实现依赖于审判者在审判中保持中立、对当事人主张和请求的同等尊重和关注以及案件事实的真实再现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无误。     

他域资源的反思与理想图景的缺失——当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理论质评

2005年《政法论坛》基于学术立场,特辟专栏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法学术研究现状展开了讨论,其中,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长文所提出的“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赖以为凭的支援性理据是什么”等问题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回应、批评甚或反批评。本刊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意义至少指向了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能力、方式、技术等问题。勿庸置疑,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国政法学术的体面与尊严。为此,本刊特约请法学界不同学科的学人从自己的专业或研究领域出发,以“笔谈”的形式进一步拓展这种讨论。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登载这方面的稿件,并期待您的加入和赐稿。     

法律权威与司法创新:中国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

我国司法机关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推行的司法改革 ,是一种非法的司法改革 ,它直接损害了法律的至上权威 ,动摇了法治的根基 ,造成了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我们认为 ,司法机关守法具有绝对性 ,司法机关推行司法改革 ,不能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 ,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刑事审限制度之检讨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审判期限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的实现。西方法治国家大多没有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案件的审判期限,而是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并辅之以集中审理原则和大量适用简易程序来保证公正和效率的实现。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作法,取消审限制度,赋予法官自由心证权,并明确将集中审理原则确立下来,规范并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帝王"原则:程序法定原则重述

程序法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首位原则、“帝王”原则,构成了现代程序法的基石, 其地位如同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刑法典。从内容上分析,程序法定原则包括了形式(程序合法性)和实质(程序正当性)两项要件,由此产生了形式意义上的程序法定原则和实质意义上的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通论性和一般性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统摄性,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都存在着程序法定的具细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后几乎都可以归结为“程序法定”原则的不彰、程序法定价值的不显。基于此,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和运行,贯彻程序法定原则是当务之急。     

刑事诉讼价值评论

我国目前两种主流的刑事诉讼价值观———“目的价值观”和“过程价值观” ,都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瑕疵。从价值的一般涵义出发 ,现代刑事诉讼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层次、有结构的统一体 ,它涵括了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两个子系统。目的价值是指刑事诉讼致力实现的社会理想和终极目标 ,具体而言是指自由和秩序的价值结构。而形式价值则是指刑事诉讼本身在组织结构上的形式合理性 ,即刑事诉讼程序必须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平等性、公开性、科学性。     

论刑事诉讼中的抽样取证

当刑事诉讼中存在因同质性的物证总体数量较大而导致的证明困难,且该困难无法用推定等方法解决时,基于抽样取证并未降低证明标准,同时基于证明资源的有限性,可以适用抽样取证方法。在刑事诉讼中可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和分层抽样等几种方法。抽样证据是法官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心证的作用力之一。抽样证据具有证据能力的条件是抽样要源于具有同质性的总体、抽样方法选取的科学性、抽样程序的规范性以及抽样结果计算的精确性,统计误差对抽样所得证据的证明力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三重障碍

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机能在于规避诉讼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是,从背景来看,辩诉交易制度本质上是一项内生于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制度设计,其运行依赖于对抗式诉讼制度以及契约文化和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念,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应当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