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地区之单行刑法要论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期以及迁台后 ,尤其是迁台后 ,为维持其统治、维护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 ,曾经颁行了大量的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等特别刑法。由于绝大多数单行刑法仅为应一时之需 ,而极少照顾到刑事法律体系的严谨性、稳定性、协调性 ,因而尽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但是不可否认也存在诸多的固有缺陷 ,形成实际的立法与司法负面效应 ,有损立法与司法威信。     

网络空间中的帮助违法行为及其入罪化

网络空间中帮助违法的行为日益普遍,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危害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传统刑法中的帮助犯理论,只能适用帮助犯罪的行为而难以涵盖日益增加的网络帮助违法的行为,现有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此也束手无策;思考和研究网络空间中不同类型的帮助违法行为及其危害,反思网络技术和网络虚拟性对于传统刑事立法的冲击和对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并进而思索有选择地将某些帮助违法的行为加以独立入罪化,已经越来越有必要.     

受贿款物用于公务(公益)问题的思考

对于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辩解已将受贿款用于“公务开销”、捐赠给公益等情况,多年前个别地区的司法机关采取“扣除法”的处理模式:如果犯罪人将赃款用于单位公务开支或者公益事业,可以相应扣除,把剩余部分作为受贿的最后认定数额予以定罪。此种做法因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而受到抨击。近几年“扣除法”被重新使用,引发理论界和社会的广泛争议。与此同时,涉及此类问题的上海市相关法律政策的出台,更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关于滥用软件技术保护措施行为的刑法思考

“微软黑屏事件”引发了众多的社会思考，实质上这是一种滥用软件技术保护措施对于用户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损害行为，此种企业“私力救济”型非法制裁个人用户的行为在过去20年内屡次发生，微软公司的行为只是再一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严重的软件技术保护措施滥用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由刑法对其进行评价。对于现行刑法体系下如何应对和制裁软件技术保护措施滥用行为，并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层面上来思考信息资料保护体系上的平等原则，进而思考将滥用软件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单独入罪化的可能性，有着现实意义。     

“申思等足坛假球案”中的受贿行为不宜认定为共犯

发生在中国足坛的"申思案件"揭示了商业贿赂犯罪中介绍贿赂行为的猖獗。对于本案不宜贸然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予以处罚,而应当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明确所谓的"共同行为"是否是贿赂犯罪的共同行为。同理,对于一些"分别拿钱、共同办事"型的贿赂犯罪,也不宜一律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消费者维权中敲诈勒索行为的研讨

:由于伪劣产品纠纷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是居于弱势地位,偶发的天价索赔案之中,被以敲诈勒索罪起诉和定罪的案件,较为罕见,随着新的维权案件的不断发生,关于维权过程当中的天价赔偿数额问题、敲诈勒索罪中的“要挟”及谁是弱势群体等问题不得不成为消费者维权的热门话题。     

关于"犯罪助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论的批判——"犯罪有益论"和"相对主义犯罪观"质疑

国内刑法学界当前存在着不正确的"犯罪有益论"和"相对主义犯罪观"思潮,并且有日益漫延的趋势,而其支撑性观点之一,是认为犯罪具有"助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积极功能,即历史上的诸多犯罪,虽然在当时看来是严重犯罪,却直接推进改革和历史进步。对此,我们应当加以系统的反思和批判,进而确立正确的犯罪层次观,坚持以同一价值评判标准研究同一问题,并清晰地区分以历史大视野和现实标准研究同一问题的差异化问题。     

网络时代呼唤法学理论与时俱进

网络犯罪的持续增长与变异,以及所导致的对传统法律体系与规则的冲击,逐渐成为立法者、司法者和理论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课题。要同等重视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建设;从法律制裁和技术防控两方面维护网络秩序的稳定;要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核心,实现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则的与时俱进。     

法律保障和谐劳动关系的努力方向

以法律手段塑造和谐劳动关系,不应当堕落为纯粹的华丽辞藻和肤浅的流行性话语,只有保护劳动者的切实举动,才足以彰显法律的精神气质和时代风貌。     

双重罪过案件的定性思路

“一颗黑心,两手准备”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很少能对该类案件进行正确的定性。此类案件的本质是,主观方面并存两种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不确定会体现为两种行为和结果的一种,基于此,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理论,只能依据最终的行为和结果判断该类案件的性质,确定正确的罪名。此类案件的立法解决模式也存在着重大偏差,《刑法修正案（八）》中“携带凶器盗窃”直接构成盗窃的立法思路,引发了刑法典和《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同一问题采取不同解决方案的自我矛盾,成为侵犯财产罪今后立法完善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