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事故的刑事归责与教义展开

自动驾驶模式引发的交通事故,需结合自动驾驶的程序原理和级别设定进行刑事归责。非完全或高度自动驾驶模式下,自动驾驶汽车只允许驾驶人部分地信赖操作系统;过度信赖导致事故发生则应追究驾驶人的过失责任。相关问题的处理,需要平衡技术发展与风险承担之间的紧张关系,优先运用民事责任合理分配风险,刑法应尽量保持谦抑、注重信赖原则的规范适用。在具体的刑事归责方面,可以类型化为:非法利用自动驾驶汽车为犯罪工具者的故意责任、驾驶人的过失责任、系统故障导致的生产销售者的产品责任以及驾驶人与系统存在过失竞合的责任等几种情况。对于自动驾驶模式造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驾驶人并非实行行为人,不存在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可能。为避免交通事故结果的扩大,应扩张适用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对于生产者、销售者所可能承担的产品责任,以当时科学技术水平能够预见到的产品缺陷为限。     

论刑法中的中立帮助行为

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这样的特殊行为:表面上具有无害的外观,看似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但在实质上对正犯的违法犯罪活动起着助益作用.按照传统帮助犯的构成要件理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故意,客观上实行了帮助行为,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便能被认定为帮助犯,其行为也能被认定为帮助行为.但传统帮助犯的构成要件理论并没有考虑到中立帮助行为的特殊性,实际上这类行为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行为且从事正常的业务活动,具有日常生活性、可取代性、反复继续性、非针对特定对象性,因此带来了中立帮助是否具有可罚性的讨论.中立帮助行为因自身所具有的中立性而必然有别于一般的帮助行为,本文从中立帮助行为的基本理论、学说诠释、处罚依据与类型化研究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中立帮助行为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略论我国引渡制度的现实困局与应对出路

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涉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重视。但引渡制度只是提供了一种形式上最有效的方式,跨国"避罪"问题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引渡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自不例外。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参加或签署的国际条约在引渡实践中存在局限性、签署的双边引渡条约存在缺陷、双边友好协商方式运作艰难。二是中国引渡制度实现中的政治、经济、人权、法律等阻碍因素。鉴于此,我国应从国际政治交往方面、处理引渡制度中的传统原则问题、处理与引渡有关的审判及程序上的问题等方面求得突破困境的应对之策。     

法治视野中司法警官的培养模式

一、司法警官队伍的现状考察 司法警官亦称司法警察,是我国人民警察的独立警钟,是隶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相关司法机构担负司法任务、维护司法秩序的一支武装性质的司法力量,是司法机制运行的重要保证环节。但目前我国的司法警察体制尚存诸多不足,不能适应现代司法制度和改革的需要。 (一)主体定位不清 司法警察制度渊源于国外,是近代警察制度发展的产物①。尽管我国古代曾经出现过司法警察的雏形,近代亦曾建立司法警察制度,但不是根本意义上宪政角度的司法警察制度。作为法律制度构成要素的司法警察制度,在法治的视     

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对策研究

深度挖掘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剖析其歪理邪说,发现分裂势力采用断章取义的方法篡改历史事实和歪解民族自决理论,极具欺骗性和蛊惑性。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存在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其中民族国家制度本身可能产生的原因具有主要作用。针对当前对于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应该具有针对性,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措施。     

谈高中毕业生的毕业鉴定

读完高中,是人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高中毕业生,每个人都必不可少地带有一纸由原属学校签发的“毕业鉴定”,或者升入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或者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或生产。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份鉴定呢?     

论未成年人校园欺凌事件的综合治理

针对未成年人之间实施的严重校园欺凌行为,目前只有《刑事诉讼法》单章设置了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能够适用,其他实体法的规定都较为分散,因此立法论上的应对并不能达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所期盼的结果。在行为发生了严重后果时,未成年犯罪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致使民众不断地提出加重量刑或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要求。但是刑罚的方法并不能根治校园欺凌行为。因此需要在社会和法律层面采取措施去应对校园欺凌行为,在此方面可以借鉴邻国日本的做法。例如明确相关的定义,做到事有针对;进行数据统计,了解实际情况是否具有相当程度的严峻性;设置相关针对少年的立法;实现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等主体的共同治理。     

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学

真理与方法是一切学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一切学科最终的归宿。具体到刑法解释学的研究之中,方法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方法论立场决定具体的解释观,进而影响到具体的解释结论。在诠释学的语境之下,刑法解释学有两项应对选择,一是创生＂刑法诠释学＂的概念理论,二是在语词不变的情况下扩充＂刑法解释学＂的概念内涵,即在现有的解释学机制下,吸纳法律诠释学理论的合理因素,扩大原有刑法解释学的内涵和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