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若干经验(续)

五、以法治吏,建立严格的制裁惩罚机制1.“以法治官”与“治官之法”我国当代法学家张晋藩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所说的人治,其实质就是官治。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就需要治官。”吏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这是古人对于官之于国的重要性的基本认识。韩非所说:“明主治吏不治民”,被历代封建帝王奉为圭臬。为此历代王朝对于职官的活动,除监察机关进行行政监督外,都注意“以法治官”,并且颁布治官之法,通过立法的形式对职官严加约束,防止渎职贪婪。公元前536年,在郑国执政的子产首先创制新法,…     

《农村青年》城市孩子也喜爱

“十一”利用放长假时间和朋友聚会，结识了《农村青年》杂志的编辑杨传山老师。随手翻看他带来的杂志，不觉之间，被其中的文章深深吸引住了。特别是“大地之子”“人生之旅”“人间真情”等栏目，让我感到耳目一新，使我爱不释手。，没想到《农村青年》杂志文章里的思想性、教育性那么强。有的文章让我热泪盈眶，有的文章让我哑然失笑，有的文章又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凭着我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我发现它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里面有的文章太感人了。特别是2006年第10期中的《励志童话：草原孝子退学打工拯救慈父》一文，更让我心绪难平。     

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一定要讲政治

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一定要讲政治付广平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当前，培养选拔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要在把握广泛代表性...     

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及其“陌生化效果”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创立了"叙事剧"及其"陌生化效果"的戏剧理论.强调演员、角色、观众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观众要与舞台演出保持情感和理智上的距离,并对戏剧所反映的现实进行思考和判断.     

论抗战时期桂林人口伤亡

日军的侵略给桂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整个抗战时期,有确凿数据或事实作为依据的官兵阵亡人数 为6729人。根据战争损失专家提出的比例(即负伤与死亡的比例约为2:1)计算,则抗战中桂林籍伤亡的官兵和在 桂林伤亡的其他省籍官兵的人数约为20000人左右。而民众死亡的数量根据人口的发展情况判断应在《广西年鉴》 所记载的数字的基础上再加上1万人,即约为3万人。     

析对知识产权客体法律确认性的适度突破--变"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和法官确认"

因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所以需要法律的特别确认,这是知识产权客体种类与物权客体种类认定的重要不同之处,这一特点在今天的信息社会已经显得有些滞后,难以满足不断出现新型知识产权客体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陷,应进行制度创新,即变单纯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为原则,法官确认为补充".所谓"法官确认"是指由法律界定知识产权客体种类认定的法定标准和法定程序,当有侵权行为发生时,权利人可请求法院依据该标准和程序对涉及的争议客体是否为知识产权客体依法作出认定.笔者认为,应将信息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实用性、私有性和有益性作为知识产权客体认定的法定标准.     

赣州发展社会组织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效能建设研究

赣州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尽管社会组织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并拥有加快其发展的现实条件和成功案例,但新形势下,面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新要求,存在一些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需从理念定位、制度安排、机制构建及实践着力点等层面,探究社会组织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以推动和谐赣州的发展。     

南京军区空军雷达某旅党委 深入调研正作风

该旅党委结合下基层检查指导、下连当兵、蹲连住班等时机,通过个别谈话、集体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查找出党委机关少数同志政绩观不端正、插手基层敏感事务、作风散漫等12个问题和个别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等8个需要机关重点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召开党小组会、支委会研究制定出行得通、管长远的具体措施办法,     

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的法治困境简

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辩护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辩护律师顺利开展辩护活动的基础和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的完善与否,实际享有与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人人权能够得到实现。我国辩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缺漏到逐渐完善的过程。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进行了＂三完善,三增加＂,即完善了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增加了保密权、申诉控告权和进行辩护的权利。     

契约正义,历史行进中的内涵变迁

詹姆斯·高得利所著《现代契约理论的哲学起源》一书可谓当代契约法论著中难得的一本佳作,书中运用大量古典与现代材料深刻分析了现代契约法理论的哲学起源和演变发展脉络.研习全书不难发现,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近现代素材所呈现的对契约理论的哲学探讨,其实都是围绕着契约正义而展开.可以说,契约正义一直是贯穿整个历史进程中对契约理论建构的唯一考量因素,也是契约法得以续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