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既指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于中国独特时空背景下的宪法学,同时也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所进行的宪法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权力来源理论和国家权力关系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围绕这一理论核心形成了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理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理论以及宪法运行理论等主干理论。中国宪法学知识体系展开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影响了宪法学的范畴体系、理论容量、方法论取向和学者的理论思维模式。社会科学宪法学的繁盛和宪法解释学的初步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特色。     

在宪法轨道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年

我国现行宪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产物。现行宪法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经历了五次修改,确保了宪法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通过宪法的全面实施,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宪治国轨道。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坚定宪法自信的宪法文化基础已经形成。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正在得到系统性落实。四十年的宪法发展史证明,现行宪法是使国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面向未来,宪法应该更加注重实施和监督,通过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更好展现国家根本法的力量,更好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     

民法典对宪法秩序建构的回应及其反思

民法典的编纂和颁布受到了宪法理论研究的持续关注.宪法学对于民法典表现出从立法技术、制度结构到制度精神的至少三个层面的理论关切.对此,民法典也进行了系统性回应,包括确认宪法的法律位阶秩序、巩固宪法上的国家基本制度以及重申宪法共识等.宪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虽有显著区别,但就国家宪法秩序的建构而言,在相互尊重和保持自...     

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界限

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为代表的国家机构改革目前正在全面推进,我国的国家机构的组织构造和权力配置也在经历深度调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就当前国家机构改革与宪法文本的关系而言,有的改革受到宪法的明确束缚,有的改革仅面临宪法概括性规定的制约,而有的改革已经明显超越了宪法上的国家权力配置架构.由此可见,宪法文本对国家机构改革呈现出不同的规范强度.目前我国各项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改革合宪性的回应策略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遵循宪法、突破宪法触动修宪、突破宪法回避宪法评价.在以“变革”为主题的制度转型期,改革决策者应当以“形式合宪”为底线,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审慎推进制度变革.     

批判与重构——地方人大“宪法监督权”研究之反思

对地方人大宪法监督权问题的现有研究 ,主要采取的是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的着眼点是如何使宪法典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原则性建构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这种分析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分析 ,它过于关注规范层面的宪法监督制度建设的技术性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 ,并且对公共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目标、价值缺乏深入的法理分析。因此 ,有必要采取一种新的研究框架 ,即不仅仅从制度规范出发 ,而且从作为国家权力对立面的个人权利出发、从影响权力配置的各因素及其发展变化出发、从新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理念出发 ,具体包括民主目标分析、地方利益的财政经济分析、限权功能分析、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分析等方面。     

有限的宪法典与宽容的宪政制度——以“全球化”为概念性工具的分析

“有限的宪法典与宽容的宪政制度”所隐含的核心观念是宪法学的研究应该更关注制度的建构,只有宽容的制度才能为宪法典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空间,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宪法的精神和原则。本文以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和权利类型的变化,以及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世界性发展和当今中国权利保障的宪法外的发展为例,说明了宽容的宪政制度的重要性。宽容的宪政制度从抽象的文化视角上看,是指这一制度能够客观地看待、反映和容纳文化进化过程中文化冲突的普遍性,能够提供一种公共的政治空间,每一个个体不管文化观点如何,都能够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寻求保护自己权利的方式。从具体的制度运行的机制的视角上看,则应该包括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     

“集体行使监督职权原则”的法律方法解析

集体行使监督职权是《监督法》贯彻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的确认是以多数决、集体负责等政治理论作为解释学基础的。从法律方法论出发,这一原则无法完全适应监督权的内在构成、人大代表的法律地位以及权力行使的法律实践等问题。通过论证集体行使监督职权原则在法学方法论上的缺陷,可以为重新考量这一原则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低保信息永久公示”的制度逻辑及其法学批判

低保信息永久公示制度是2000年之后一些地方政府推行的,将获得低保的个人或家庭的信息在低保持续期内长期公示的制度。作为制度的设计者和推行者,行政机关希望借此实现行政公开、民主监督以及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上述制度逻辑以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政策考量为出发点,但从宪法学的角度分析,其违反了职权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误读了民主监督的内涵,损害了低保对象的基本人权。低保信息永久公示制度的本质是掩藏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当性之下的一种新的歧视性制度。     

平等机会委员会与平等权利保护——香港的经验

平等权是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平等问题的复杂性,平等权利保护面临着诸多困境。探讨在中国建立一种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的,以接受市民反歧视投诉为手段,以非司法性方法解决平等权纠纷并结合宣传、教育、法律协助等综合职能的平等权利保障机构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分析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运作的优势与不足,中国大陆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借鉴:制定统一的、更富操作性的反歧视立法;建立反歧视立法的执行机构;建立该机构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的合理联系;注重反歧视投诉机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伦理刑法传统与刑法民族性

道德律与制定法相融合的刑法典、“德主刑辅”观念下的刑法运行、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昭示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伦理品格。这种品格一经形成便绵延千年,演成今日伦理刑法之传统。国家权力至上以及对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统一的追求是伦理刑法留给我们的两个最强势的传统。传统的长期延续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刑法民族性问题。刑法的民族性必然包含着对本民族道德的考虑和弘扬,这不是一种落后的态度恰是一种科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