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

关于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以往各种党史出版物,几乎都一致认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最早出现的不同说法是王稼祥在一篇遗作中写道:“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托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这里暂且不谈王明说的是不是假话,但说明了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对李德从莫斯科来华的过程是不清楚的。李德到中央苏区后即在他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直到1987年还对“李德来华前的经历,到底由谁怎样授命他来华并担任军事顾问的”,也感到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的问题。最近又读了《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上发表的《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一文,又看了刊登在1992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上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确实感到李德来华时的身分,存在着若干疑点,有待深入研究和澄清。由于个人水平     

晕倒的婆婆口袋里有他的电话

从2002年开始,董国亮连续8年被樟树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2010年,董国亮荣获由中共宜春市委宣传部和宜春市公安局联合评选的全市第二届＂十大亲民警察＂。     

食品安全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研究

一、食品安全危机的多元化理解及其现状(一)食品安全多元化理解。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性广泛存在的一大难题,也是跨学科、多层次的研究课题。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深刻影响,食品安全的含义也得到进一步拓宽,基本可以从卫生、经济、法律、道德四个层面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概括。     

新媒体舆论危机事件中政府网络引导

网络的高速发展,多媒体、移动通讯技术快速发展,中国进入网络信息化社会,网络新媒体自然而然应运而生。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特点对社会舆论传播与引导产生重大影响。网络成为舆论事件的放大镜,新媒体广泛、快速的传播特点带给政府舆论引导新的挑战。本文分析网络时代舆论传播特点,以及政府舆论引导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探析互联网背景下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手段和策略选择,从而提升政府舆论引导能力。     

非法委托理财行为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当前,委托理财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的重要投资方式,一些以“委托理财”名义实施的犯罪活动屡屡发生,这些案件往往具有主体复杂、手法多样、数额特别巨大、危害特别严重等特征。委托理财法律性质的界定,是区分真假委托理财行为的关键,可以从委托方式、帐户设置、客户对象、服务方式及风险收益分配五个方面进行判断。     

康德前后期对上帝证明的差异性辨析

对上帝和自然的思考是康德哲学相互交错的两条线索,二者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随着对宗教和自然认识的深入以及批判时期的到来,康德的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上帝的证明也是如此。人们通常认为,康德采用假设这种证明手段。但是通过对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作品的对比,会发现康德前后期对上帝的证明“根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期更倾向于理性推理|后期则倾向于采用类比和假设,在类比的基础上假设,证明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确信。同时康德以其自身现身说法,单纯依靠理性推理证明上帝存在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论非法经营罪的现实冲突与完善

目前我国现行刑事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个体权利保障及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等方面的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这主要是因为该罪第(四)项空白罪状的表述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司法者的自由解释,并进而使该罪演变为一个口袋罪。结合我国的刑法现实和司法现状,应有针对性地对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作适时必要的调整。     

年轻人不愿意努力了吗？——“反内卷”话语下青年对勤奋伦理的重新阐释

优绩主义价值观将勤奋伦理与社会分配相对应,许诺了努力就有回报的美好愿景。但在现实情境中,可观可感的即时回报并非必然。由此,部分青年产生相对剥夺感,以话语实践对优绩主义勤奋伦理与勤奋规训展开反抗,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以自身话语重新阐释勤奋伦理。以“反内卷”为名,青年群体反抗绩效导向,呼吁意义与主体性的回归;反抗付出与回报失衡,呼吁带来适足收益的体面劳动。基于青年群体的上述诉求,社会多元主体应从立志教育、自我探索、理性归因三个方面着手对青年群体进行价值引导,助其树立正确的勤奋伦理观念。     

非婚同居关系的立法思考

非婚同居是我国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我国未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我国应立法对非婚同居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并对同居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财产归属和争议解决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将非婚同居关系进行法律规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现行司法解释中不允许刑事案件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极大争议。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并行不悖的责任,为了彰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协调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的冲突,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