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委托理财行为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当前,委托理财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的重要投资方式,一些以“委托理财”名义实施的犯罪活动屡屡发生,这些案件往往具有主体复杂、手法多样、数额特别巨大、危害特别严重等特征。委托理财法律性质的界定,是区分真假委托理财行为的关键,可以从委托方式、帐户设置、客户对象、服务方式及风险收益分配五个方面进行判断。     

康德前后期对上帝证明的差异性辨析

对上帝和自然的思考是康德哲学相互交错的两条线索,二者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随着对宗教和自然认识的深入以及批判时期的到来,康德的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上帝的证明也是如此。人们通常认为,康德采用假设这种证明手段。但是通过对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作品的对比,会发现康德前后期对上帝的证明“根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期更倾向于理性推理|后期则倾向于采用类比和假设,在类比的基础上假设,证明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确信。同时康德以其自身现身说法,单纯依靠理性推理证明上帝存在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论非法经营罪的现实冲突与完善

目前我国现行刑事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个体权利保障及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等方面的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这主要是因为该罪第(四)项空白罪状的表述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司法者的自由解释,并进而使该罪演变为一个口袋罪。结合我国的刑法现实和司法现状,应有针对性地对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作适时必要的调整。     

年轻人不愿意努力了吗？——“反内卷”话语下青年对勤奋伦理的重新阐释

优绩主义价值观将勤奋伦理与社会分配相对应,许诺了努力就有回报的美好愿景。但在现实情境中,可观可感的即时回报并非必然。由此,部分青年产生相对剥夺感,以话语实践对优绩主义勤奋伦理与勤奋规训展开反抗,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以自身话语重新阐释勤奋伦理。以“反内卷”为名,青年群体反抗绩效导向,呼吁意义与主体性的回归;反抗付出与回报失衡,呼吁带来适足收益的体面劳动。基于青年群体的上述诉求,社会多元主体应从立志教育、自我探索、理性归因三个方面着手对青年群体进行价值引导,助其树立正确的勤奋伦理观念。     

非婚同居关系的立法思考

非婚同居是我国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我国未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我国应立法对非婚同居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并对同居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财产归属和争议解决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将非婚同居关系进行法律规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现行司法解释中不允许刑事案件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极大争议。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并行不悖的责任,为了彰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协调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的冲突,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刑事证人出庭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程序的应有之义。虽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并完善了刑事证人出庭制度,但还存在着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应厘清证人资格、界定关键证人的范围、出庭程序等基本概念,并完善证人拒证范围等豁免制度,细化证人保护制度、证人补偿制度等附随制度。     

法治思维视域下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强调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从意识与行为关系的角度分析法治思维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法治思维产生于法治实践,法治思维必然要求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从严治党的法治实践又催生新的法治思维。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将法治思维贯彻于治党各个环节,其实现途径是建设法治型政党。     

中国与印度在美国的游说行动对比

中国与印度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塑造方法很少被关注,并更少被比较。大多数分析家描写美国对这两个崛起中的国家的影响。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这两个国家对美国国内决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一种比较典型的影响通道来自于游说集团。虽然双方都经常通过这类的方式,但是他们的游说行动还保持差异。按照理性主义,一切行为的基本特征都是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精密计算。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归纳方法来探索中印采取的游说措施,并使用国别观察来区分双方游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最后,文章要判断为什么印度在美国的游说行动往往比中国的游说行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