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结构扁平化的理论界定与认识偏差

＂理论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我们能够更有条理、更全面地理解世界,否则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或许是不连贯的、割裂的＂。[1]理论是对事实的提炼和重构,反过来又推动实践的发展。对以事实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理论有了整体的了解,才能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分析实践。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镇管社区”模式研究——基于浦东的实践

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大型项目或大力度的开发建设,导致对市政、公共服务设施、新产业空间的需求不断加大,大规模动迁安置和大批量人口向城郊涌入,镇域面积不断扩大,形成多个大型居住区。这些行政化主导下的大型居住区域内由于市场要素参与提供服务的基础和意愿薄弱,区域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明显不足,各类资源要素的     

为建设现代化浙江提供文化支撑——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解读之文化建设篇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既要大力推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切实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努力创造更加丰裕的物质财富,又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切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精神财富,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省党代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认真谋划实施好文化强省建设战略,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群治理与社会资本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正在从党群管理向党群治理转型.与这一趋势并行的是,人民行动党与群众之间的社会联系、相互信任和互惠规范也在增加,简而言之,人民行动党的党群社会资本存量在增加.人民行动党对社会资本的尊重和合理开发,保证了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以及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也促使人民行动党更具信心地向党群治理转型.     

公民社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对新加坡的个案考察

本文试图通过新加坡案例来检验西方学者关于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的结论.西方学者近乎一致地认为,公民社会发展会导致民主化,其核心假设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然而,新加坡公民社会却是在国家的培育和推促下发展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实际增加了执政党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在新加坡案例中,短期来看,公民社会发展不一定直接导致民主化,甚至还可能延缓民主政治的来临;长期来看,公民社会发展并不是民主化启动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民主政治巩固的决定性因素.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之“暴力”反思

我国刑法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倾向于把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的暴力仅限于有形暴力，而将对于干涉婚姻自由所采用的威胁、恐吓等无形暴力排除在外。这无法回应当今人权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时代主题。对使用威胁、恐吓等无形暴力干涉婚姻自由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作入罪处理有着充分的法律和伦理依据，但同时也应当注意一些问题。     

欧洲运动型政党产生和变动的原因——基于交易成本和社会学习理论的分析

欧洲运动型政党产生和变动的过程，实质是欧洲的社会运动逐渐政党化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和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学习理论对这一变迁过程进行解释，前者可以解释社会运动政党化过程中的动力问题，关注的是转型的结构性原因；后者可以解释社会运动政党化过程中的选择问题，关注的是转型的过程性原因。     

合理化改造：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历史宿命

监视居住措施理论上存在先天不足,适用中漠视人权,执行时难以操作,与取保候审措施在功能上交叉重合.刑诉法再修正时应对监视居住做必要的改造.从改造的路径上看,可在充分借鉴、吸纳西方保释制度相关理念的基础上,使监视居住措施具有可行性、合理性,从而使之能够真正成为打击犯罪、控制犯罪的利器.     

毛泽东建党思想从传统文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实例.它表现在:一方面,毛泽东建党思想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地,但它在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突破;一方面,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消极面的同时,也充分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入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国家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一种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二元分析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了政党与社会分离的现象.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自由主义的胜利.然而,自由主义中内含的消极政党参与也导致了代议工具主义和公民犬儒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一种新的协商政治模式在汲取共和主义中积极政党参与传统的基础上,力图解决自由主义的问题.本文认为,将政党因素考虑进协商民主的讨论中,可以增强这一新政治范式的可行性和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