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

刑法方法论存在着本体论和工具论之分,前者以超法规的刑法理论或制度为对象,构建的是作为哲学的刑法学;后者则以解释具体的刑法规范为目的,建构的是作为解释的刑法学。适应刑法学科自身特性并根据刑法正义性的要求,未来中国刑法学发展的趋势应当是实现从刑法本体方法论向刑法工具方法论的范式转型,未来刑法方法论的发达则是构建一套精密的刑法解释方法和技巧,走向解释的刑法学。而其基本的路径则是由实质的犯罪论上升到实质的刑法立场,并提倡与之相适应的实质的刑法解释学。     

互易毒品行为定性“相对说”之提倡——兼与孙万怀教授商榷

互易毒品与贩卖毒品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将互易毒品行为一律不作为犯罪处理或一律作为犯罪处理,在方法论上存在错误,由此而划定的互易毒品的内涵,也为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容。根据互易毒品的形式与实质,结合现行刑法关于涉毒犯罪的规定,确立＂相对说＂将成立买卖关系的高纯度与低纯度毒品、硬性毒品与软性毒品以及相同纯度但数量不等毒品间的互易,作为贩卖毒品罪处理,其他情况的互易毒品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才是合适的。     

政务处分法对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化推进

制定政务处分专门立法是推进"纪法衔接"与"法法衔接",完成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目标的重要环节。《政务处分法》具有前承党规党纪后接刑事法律的功能,它的制定有力地推动了政务处分的法治化与规范化。一方面,《政务处分法》通过构筑严密的职务违法惩戒法网以及完善的法治反腐规范体系,减少了"法法衔接"的阻力。另一方面,《政务处分法》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并将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充分运用到法治反腐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纪法衔接"。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之反思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它是由公立高校主导,且以公立高校在绝对数量上的大规模扩招为特点的。民办高等教育在经历10年的大幅增长后,仍旧未能改变中国高等教育国强民弱的格局,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不仅比重偏低,而且只占据教育市场的低端。在高等教育将由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新时期,这种教育供给格局以及它所反映的公共教育资源分配模式不仅缺乏效率,而且未必能够实现公平。应从两方面入手改变当前不合理的高等教育供给格局。     

我国非政府组织税收政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随着政府职能转型和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正逐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非政府组织从事经营活动没有特殊的优差政策,以至于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面临着政策、管理等方面的制约.本文从非政府组织税负、税收捐赠、税收征管三个角度,探讨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税收政策的现状,并在概述英美日三国非政府组织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比较性地提出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现行税收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共犯脱离判断基准: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

对共犯脱离的把握必须从弥补共犯中止理论之不足的角度,才能形塑有效的脱离基准理论。鉴于因果关系遮断说无法解决行为人产生的影响虽在事实上存在但承认脱离比较合适的案件处理问题,以及判断因果关系是否遮断存在规范的性质,应提倡以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作为共犯脱离的判断基准。在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的具体贯彻问题上,应以表达了脱离的意思并为其他共犯者所了解作为主观基准条件,以停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且解除了共犯关系作为客观基准条件,以规范地考察是否遮断了物理与心理因果关系作为效果基准条件。共犯脱离理论意义在于,在犯罪中止之外为被告人开辟另外一条轻罚甚至出罪通道,以降低被害人的风险,弱化共犯人的犯罪意志,分化瓦解共犯组织。     

试论审判权与执行权关系的构建

在审执关系的改革过程中,应充分认识我国司法权的本质,加强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制度创新.在审判权与执行权关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在立法上对执行权进行明确规定,加强审执兼顾,深化审执分立的特点.本文主要从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关系出发,分析我国审执分立的现象,进而探讨审判权与执行权关系构建的方法,推动我国司法工作的发展.     

不动产贷款诈骗犯罪刑民交叉问题探讨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难度较大主要是基于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对于这类案件的解决,需要把握 案件的核心逻辑,寻找相应的法律关系,找到对应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层层剥离其中存在交叉的法律关系,并最 终得出案件解决方案的结论。本文中的案件所涉及的不动产刑民交叉纠纷的解决,其前提是通过判断行为主 体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主合同的无效,而这种主合同的无效并不是基于刑事判决的影响,刑 民交叉案件中,刑事判决并不具有高于民事判决的效力。基于主合同无效,从合同即担保抵押合同亦无效, 银行对于涉案房屋的担保物权无法善意取得。因此,涉案房屋应当归还给原所有人。     

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机制

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应由刑法目的与任务决定,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应由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刑法>第3条"中国特色"的双向表述,使刑法目的、任务与罪刑法定原则各自应承栽的刑法机能被混同和单一化为社会保护,并由此注定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先天缺失.针对体现入罪机能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要通过犯罪论的实质化对刑罚规范和构成要件从实质上进行解释,将刑法虽有明文规定但尚未达到可罚程度的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以建立"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机制,从而实现经典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并区分刑法目的、任务与原则各自不同的机能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