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探索、前瞻--《转型时代》(丛书)评介

社会转型研究是大约最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门学科知识领域。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几乎在世界各地都相继出现了一股民主改革的浪潮。首先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欧洲最后几个权威主义政权发生了更迭,随即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军人独裁政权也相继倒台。80年代中期发生在菲律宾、韩国的政权更替则宣告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开启; 而紧接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这股民主化浪潮发展到了顶峰。在发     

SA8000与工会维权策略

工会对SA8000的策略,是由其内容决定的,也是由工会的两个维护原则决定的。如果把SA8000的指导性原则变成进出口贸易的标准,自愿就成了强制,标准就成了壁垒。如何在保持劳动力价格优势、保障更多就业岗位与改善劳动条件、维护劳动者权益之间取得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平衡,是工会应对SA8000策略的出发点。     

阿以建交:中东局势前景展望

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并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中东地区长期变化趋势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有三个比较突出的变化趋势,一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弱化,二是逊尼派国家和什叶派国家的对抗持续上升,三是围绕反对和支持穆兄会的斗争日益明显,这三个关系趋势都导向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的实质改善。越来越多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是大概率事件,传统意义上的阿以冲突将逐渐成为历史。     

论普通法履行不能的演进、规则与启示

普通法中的履行不能对于我国合同法相应规则的理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其大致经历了由最初的不予免责到逐步承认多种履行不能类型的历程。在适用条件上,普通法强调履行不能由订立合同之后发生的、不可预见,且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意外事件所致。对于履行不能免责的正当性,默示条件理论、基本假设理论、风险优位负担人理论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正当性说明。我国合同法在履行不能的规则适用上,应注重对普通法履行不能的程度、适用条件、正当性基础等进行有益的借鉴与规则吸收。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行为不法与责任阻却:“于欢案”的刑法教义学解答

于欢案引发的争议为区分不法与有责提供了新契机:不法是依据法律的行为规范进行的评判，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的约束，违法阻却事由是法律激励的行为，不应当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是根据法律的裁判规范进行的评价，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价值性的约束，责任阻却事由是法律宽恕的行为，可以承认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于欢的行为并非法律激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但于欢在遭受辱母等侵害时实施过当防卫，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应当宣告无罪。     

公共注资增强银行资本制度:以日本为例的法律考察

自1998年始,日本先后制定了5部有关公共注资增强银行资本的法律,逐渐形成整套的公共注资增强银行资本制度。相关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体现出目标从混乱到具体,接受注资的条件从宽松到严格,从单纯的注入公共资本到强调改善金融机关治理机构的特点。日本的公共注资增强银行资本制度,对于应对包括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内的危机,维护日本金融系统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儿童证言的证据能力探析

儿童证言的证据能力规则是证据能力基础规则之证人资格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指儿童作证主体资格的立法界定。这主要是基于提高诉讼效率考虑,立法者宜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确定一个原则上有证据能力或原则上无证据能力的具体年龄,同时设定相应例外情形。     

强制性戒毒措施的实施现状及其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废除了传统的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重新确立了由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等三种新的戒毒措施构成的强制性戒毒体系。该法近五年的运作实践表明，这三种戒毒措施的实施效果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模式所造成的弊端也逐渐开始显现。我国应该明确“社区为主、隔离为辅”的强制性戒毒措施体系，同时对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戒毒进行制度性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