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的服刑能力鉴定

"确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精神状态及对其应当采取的法律措施"[1]是我国司 法精神病学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尤其是随着我 国<监狱法>[2]的颁布实施,监狱管理系统为保证监狱工作的顺利完成,对服刑 人员的精神状态和患有精神疾病的服刑人员的服刑能力日益重视,要求进行相关鉴定的案例 在日常工作中的比例逐年升高.为做好这项工作,本文特对作者单位近年来的工作资料做一回顾性研究,以期找出其中的规律.     

情注教育铸师魂——记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新疆巴州焉耆县第一中学教师艾山江&#183;吾守尔

美丽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其美丽、富饶享誉疆内外，开都河犹如一条舞动的飘带，为华夏第一州的欣欣向荣欢腾挥舞，为焉耆古城的新姿高声喝彩。作为古丝绸之路重镇之一的焉耆，千百年来，人杰地灵，人们一步一步地从这里度量出人生的意义，艾山江&#183;吾守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他踏上讲台一干就是二十个春秋，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以自己对教育事业持久不变的热情，谱写了一曲平凡而伟大的赞歌。     

要约通知与单纯沉默

沉默原则上并不构成意思表示。作为例外情形，当事人得约定沉默具有特定含义。同时，制定法中也存在若干将沉默拟制为意思表示的规定。此外，在具体情形中，根据商事习惯或诚实信用原则，沉默同样有可能被视为意思表示。当作为意思表示的沉默出现错误时，能否以及如何适用有关意思表示撤销的规定，则因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国际法律交易中，就沉默情形的判断而言，《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欧盟《罗马条例I》值得特别关注。     

公司法和公司治理中的现实与幻象

公司契约论在IPO阶段体现得最为清晰。如果契约论有效，IPO时披露的公司章程中 就应当包括大量的个性与定制化条款，但现实恰恰相反。IPO章程中并未包含反收购措施、对交错董事会的实证研究也无法达成一致，反收购措施只是专属投资关系的有效补充。IPO章程并不像公司契约论设想的那样是治理创新和个性化定制的载体。对公司法供给方面的州际竞争研究中，尽管大型企业通常在特拉华州注册，但如果其总部设在较小的州，那么其更倾向于在该州注册。公司在较小州注 册时，更期待对该州公司法未来的变化施加影响。上述两种解释都得不到公司契约论的支持。1980 年至2000年中期阶段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上市后管理层并未发起提升公司价值的治理变革，管理层维持了被认为将降低公司价值的交错董事会制度。2000年中期以后，公司治理环境出现了两大重要 变化。其一，大量公司取消交错董事会，董事会独立性增强。其二，多数投票制度作为一项创新制度被广泛运用。虽然这两大变化可被视为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治理措施，但是契约论无法解释上述变化为何出现在当下，而非之前的阶段。     

通过革命建立民主？—— 1789 年至1795 年的法国

本文覆盖了大革命从1789 至1795 年的重要阶段（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革命者的理念不同，有些人主张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使“王国重生”，有些人却用强制力、清洗和恐怖的手段使“人的道德重生”。此外，有人认为“公意”只能由代议制表达（例如西耶斯），反对者则声称要在俱乐部、巴黎各区和示威游行中体现“人民的意志”。1793 年2 月，孔多塞试着探索一条混合的路径（宪法草案），但以失败告终。从独裁到恐怖统治，法国经历了三个议会，颁布了三份人权宣言，并试图发动战争以建立集中的而不是多元的民主制度，构建一个与美国相去甚远的权力和自由的综合体。1799 年，拿破仑废除了这种构建：他建立了一个理性的、行政的、强力的国家。他反对政治自由，却保障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和平。这种模式启发了法国，直到晚近时期其影响仍然存在。拿破仑为19 世纪支持国家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与国家对抗的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     

《地图学史》项目与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访马修•H.埃德尼教授

为了促进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以及促进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国际化，成一农研究员与《地图学史》项目的负责人马修•H.埃德尼教授进行了一次对话。首先，埃德尼教授对《地图学史》前3册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评价，认为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套丛书通过强调古地图的研究应当注重地图绘制的文化、社会等背景，拓展了地图学史研究的领域。然后，成一农研究员简要介绍了中国地图学史近20年来的发展以及研究方向的转向。作为回应，埃德尼教授认为，中国地图学史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同时强调，中国学者今后只有通过将地图学史的研究融入人文研究，融入其对人类意义的研究，且关注对更为宏观问题的思考，才能真正走向国际化。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中的印章、签章和签字

本文论及的是最近在韩国商事仲裁委员会仲裁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即一个韩国公司的印章和一个德国公司的签章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符合当事人的合同和仲裁准据法的签字要求。在此语境下,本文从西方和亚洲的视野出发探讨签字之目的所在,以及在国际和各国的仲裁法规定中作为仲裁协议形式有效性前提的书面和签字要求。作者认为该案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可能发生的错误和误解来源的文化成见现象。即使在国际仲裁法律和实践和谐度递增的时代,仲裁用户和执业者应当处事谨慎并时刻保持警觉,因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会对一个就其本质而言既简单又明显的事项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