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合法化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政策合法化强调其程序功能,忽视其实体意义,极易导致合法化困境。合法化对合法性的诉求,说明合法化不仅要通过相关程序赋予政策的合法地位,而且要积极回应合法化的实体诉求,使公共政策更具合法性。规范的合法化应当是程序与实体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超越者的哲学——江苏森达集团董事长朱湘桂的超越式思维

超越,是世界万物竞相发展的普遍规律。历史常常在超越者手里翻开新的一页。1995年12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真皮标志名牌产品新闻发布会上。一个中年大汉,佩戴着国家轻工总会会长授予的鲜花,用浑厚的男中音向国人宣告:“中国制鞋、服装行业缺少名牌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子们,携起手来,超越今天,超越国界,在不远的将来登上世界名牌的领奖台!”     

公共领域视野中权力监督的逻辑、批判与规范

公共领域既是人类社会辩证复归的结果,也是权力公共化的重要动力,因而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以相应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与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权力监督实现了共通与互动,同时表现出鲜明的国别特征。鉴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依然弱小稚嫩的公共领域加剧了权力监督的现实困境,制约了权力发展的方向、动力和进程。立足人类进步的基本趋势,不仅国家要发展公共领域,强化监督主体的宗旨意识,而且民众也应积极提升主体素质,以共同提升权力监督的规范性,持续助推政治文明的进程。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人民民主专政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与政治权力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曾具有十分丰厚的合法性资源。但进入新世纪,社会变迁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合法性面临挑战。“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不仅为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评判标尺,而且开启了重塑人民民主专政合法性的现实路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构筑了人民民主专政合法性系统的理论架构,而且蕴涵着合法性之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现实意义。     

论公共政策合法化的体制外主体参与

在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合法化主体有体制内主体和体制外主体。体制外主体参与合法化过程并发挥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化解合法化困境,实现合法化对合法性的诉求,而且能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并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虽然体制外主体的参与会影响到政策效率,但是不断提高的综合素质日益凸现出体制外主体参与合法化的道德和智力优势,而社会组织和现代科技则为之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     

桃李成阴果满枝——记光山县政协委员、第一高级中学校长李锋

秋风妩媚，气爽天蓝。在这桃红李白的季节，我们走进了风景如画、学风浓厚的豫南名校——光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执政能力视阈中警察执法能力建设路径分析

警察执法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制度规定与职能安排,其执法能力与执政能力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执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治化,从科学精神、人文关怀与制度保障三个维度为加强警察执法能力建设提供了现实路径与价值标准,必将有利于全方位提升警察的执法能力,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鉴于权力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权力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其应然状态,严重掣肘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消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因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统一,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严格执法、热情服务：警务督察的指导原则

警务督察作为一种执法行为,唯有严格实施,才能充分发挥督察的惩处与规范的功能,才能有效强化警察责任和警察意识。在警察权益维护机制尚不健全的前提下,警务督察同样应积极担负起维护警察合法权益的责任,为提高督察效能、充分发挥其保障与服务功能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     

制约警民和谐的原因分析——基于国家的视角

作为警察渊源的国家在多方面制约着警民和谐:国家的本质决定了警民和谐的限度,国家对警察的职能定位制约了警察形象,政权的成熟度规定着警民互动的方式,体制变迁直接影响警察的职业环境,而基层政府对警察的期待制约着警察的现实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