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府信用观及其当代启示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与基础,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进程中,始终强调政府信用的重要性,认为信用体现一个国家的形象;因此提出了政府要取信于民、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领导就是服务”等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政府失信的对策和思路,为我们建设信用政府,进而打造“信用中国”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现实启示。     

地方性知识与延安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需要,结合当时国内形势,充分调动党内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创作激情,借鉴陕北及周边地区各族群众的地方文化,将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成功地贯彻到了基层百姓的生活中。这一时期的各类文艺作品不仅体现了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表明了党的民族理论基本立场。依靠陕北群众的地方性知识,党内民族研究机构对于回族、蒙古族进行了初步研究,为建国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行刑双向衔接路径探索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轻罪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实践中存在行刑反向衔接及双重激励的问题。涉案企业在刑事程序中进行合规整改后,检察机关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在移送行政机关审查是否作出行政处罚时,如何开展行刑反向衔接,行政机关能否再给予涉案企业从宽处罚的激励,存在诸多争议。在遵循行政法比例原则的基础上,行政机关可以综合考虑违法情形、危害程度及合规结果,在确保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统一的条件下对涉案企业予以从宽处罚。     

《圣济总录》流传小史

《圣济总录》的流传颇为曲折。其由宋徽宗主持编纂,但在靖康之变中被金人掠夺,在南宋未能流传。元代朝廷对其非常重视,不但诏令校刊颁布,还将其列为医学各科必修教材。明代政府不再重视《圣济总录》,但嘉靖皇帝将其赐与日本医官吉田宗桂,使其在异域大放异彩。到了清代,中国本土已经没有足本《圣济总录》存在,晚清时期很多学者到日本访书,终使其完璧归赵。     

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快速分析复方守宫散化学成分及血中移行成分

目的 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quadrupole time-of-flight-tandem mass spectrometry,UPLC-Q-TOF/MS)对复方守宫散中化学成分及其血中移行成分进行定性分析,为该制剂的...     

民营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将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主导责任研究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承担主要引导公益诉讼向前推进的职责。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承担主导责任可以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设定维度、检察机关全过程参与履职的设计维度及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实践质量掣肘的设想维度证成。当前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面临讲政治与抓业务融合不足、探索与发展过程受限、需求与供给匹配错位等制约因素,影响了主导责任的有效发挥。为进一步优化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主导责任,应当通过讲政治与抓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政治基础,通过案件数量与质量优位安排引领发展方向,通过内力与外力同向发力提升办案质效。     

怎么去听是关键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与我们学习生活工作息息相关.提高听的能力,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则更为重要.     

论庄子“无名”的内涵及意义

先秦时期,诸子以“名”进行理论表达和思想争鸣是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诸子所论之“名”双关语言和政治,然而庄子却认为,诸子“名”论皆局限于“物”而无法上达“道”,因此他力图越过“名”以立“无名”之道。从表面上看,“无名”似乎是对诸子论“名”的一种反动,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借助“名”这一工具从反面来论说“道”,力图通过“无名”来阐述其道物无际的理想秩序。“无名”一方面显示出庄子直指人心而非借由外在秩序、规范进行社会治理的特色,另一方面则反向说明了注重秩序建构的时代思潮即将到来,即便是道家自身的发展也被此思潮席卷而走向了实用性与制度化。     

重温任弼时的党性观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员的党性教育学习工作,党的领导干部更是身体力行.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任弼时在其丰富的革命实践中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多篇关于党性的文章,形成了体系完备、内涵深刻的党性观.其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和廉洁奉公的政治品格,便是任弼时党性观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