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道治国：韩愈开辟的法理命题

在佛教盛行、道教兴旺的唐代，韩愈立足于捍卫儒家圣人之道，开辟了一个纲领性的法理命题：依道治国。就像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把法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一样，依道治国是把道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根据韩愈的叙述，作为治国依据的道是儒家圣人之道，与老子之道具有本质的差异。儒家圣人之道的实体内容是仁义，具体体现为礼乐刑政。仁义是道之端，礼乐刑政是道之末。通过“求端讯末”，韩愈建构了一个赖以载道、据以治国的规范体系。从思想渊源来看，依道治国命题在内容上主要承袭了孟子的思想，在方法上吸收了禅宗的“教外别传”观念。从思想影响来看，韩愈的依道治国命题构成了“宋学”或“道学”的先导，为宋代的“四书”编纂提供了思想铺垫，构成了中国法理学史在汉宋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纽结。     

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法家学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早已形成了理学与工学并立的知识格局.在法学领域,按照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分野,则可以形成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的并立.法律理学侧重于法学基本原理的探究,可以称为理论法学或法律理论.法律工学主要在于实践与运用,它追求的目标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法律工学就是法律工程学,也可以理解为实践法学.先秦法家学说主张以法治国,并强调通过以法治国实现国家富强,具有法律工程学的性质.至于法家第三期,则可以视为法律工程学的典型样态.阐明法家学说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性质,有助于厘清法家学说与法学的关系,亦有助于法学知识体系中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二元格局的形成.     

见之于行事:梁启超宪法思想的液态属性

从总体上说,梁启超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学者,他的宪法思想不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不能从体系化与本质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梁启超的宪法思想是对实践过程的表达,是宪法实践在梁启超心镜中的投射。因此,应当根据"见之于行事"的理路来看待梁启超的宪法思想。从19世纪末到1918年,在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段落里,梁启超在不同的时势背景下,分别强调了宪法的多个面相,这些随势赋形的宪法思想,是流淌的宪法思想,是梁启超"见之于行事"的思想结晶,具有鲜明的液态属性。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研究

针对“辽宁贿选案”导致的辽宁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履行职责的现实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在中国宪法实施过程中多次出现的这种筹备组,可以类型化地称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作为一种具有宪法意义的组织形式与制度雏形,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设立有宪法及法律上的依据.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权力主要是一种派生性、临时性、程序性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需要处理好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委员会、上级人大常委会、同级党委的关系.当然,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旨在应对的法理危机亦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服务大局的司法:一个基于功能理论的解释

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司法实践,可以用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理论来解释。根据功能理论提供的解释路径,服务大局的司法既是对局部与整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理性化表达,亦有助于促成整体之内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运转。服务大局既反映了司法在中国履行的功能,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同时也可以反映司法在其他国家所履行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历年所作的工作报告,作为理解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基本素材,有效地展示了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实践样态。     

民歌、民俗与民法

蒙古民族有一首古老的民歌，歌名叫做“黑骏马”，歌中吟唱的主题，是一个蒙古骑手寻找他妹妹的过程。这是一个古朴而苍凉的故事。作家张承志以这首民歌作为引子，写下了一篇同题小说《黑骏马》（载《十月》1982年第6期）。在这篇小说里，张承志对蒙古民歌的起源进行了深深的思索，并作出了他自己的回答：     

怎么用？——用好干部考评结果是目的：用好考核结果“指挥棒”才不失灵

要确保干部考核这一“指挥棒”不失灵，必须全方位地运用好考核结果。科学的考核结果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可以在多个方面加以运用。     

天坛与人民大会堂

北京城里的天坛驰名中外。它建于1420年，是为明朝永乐18年，屈指算来，已有将近600年的历史了。与古老的天坛相比，1959年才完工的人民大会堂，只能算是一座“年轻”的建筑，——虽然它的名气似乎并不在天坛之下。关于这两所“大房子”的区别，几乎人所共知：天坛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外观光者云集的旅游名胜；至于人民大会堂，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开会议事的重地——虽然它也是很多人慕名而去的景点。一些旅游者在参观了天坛之后，也许还会乘兴前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不过，在从天坛走向人民大会堂的过稗中，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