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审查与国际贸易法

网络是一个全球性市场。网络尤其是互联网商务发展迅速,并处于(覆盖绝大多数跨境商业模式的)传统贸易规制框架之外。随着网络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对总体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人们也越来越关心对它的监管问题,如对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破坏电子商务领域的贸易、投资、信息服务及网络交易环境等。一种典型的监管方式是网络屏蔽。     

美国“新冷战”政策误区论析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在全世界本应团结起来共同抗疫之时,美国政府却意欲对华发动“新冷战”,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破坏。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他呼吁中美关系“能够重回正轨,真正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本刊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邀约5位国际知名学者撰文,全面阐释国际社会呼吁美国摒弃冷战思维,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并致力于人类团结的观点。学者们认为,任何形式的“新冷战”都完全违背人类的利益,全世界要反对“新冷战”,并在共同抗击疫情、反对战争、应对气候变化、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共同促进经济和平发展等方面更加团结和努力。     

大转型的社会理论

本书考虑的是：认真思考90年代之后涌现出的问题,如何能够重新审视和推进现有的争辩,进而为关于社会变迁和发展的社会理论化进程作出贡献。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系统性）替代选择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社会正义和不平等议题仍很重要,仍然迫切需要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本书就这种生活的后果提出了各种问题。本书的论点,立基于经典社会理论,但也有所超越,正视了那些将我们与经典理论家的世界区别开的重要鸿沟。     

两大法系错误区别中残留的真相

人们常常把对抗制和纠问制诉讼模式的不同作为西方两大法系最根本的不同点,进而依据两个模式又发现、列举出一系列衍生的区别.其中当然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理解.达马斯卡在本文中首先考察了自由放任时代两大法系所存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跟踪之后两大法系发生的变化来甄别那些已经逐渐消失的区别,最终为我们揭示能够成为根本不同点的特...     

最后的证据

一十一月的洛杉矶,阳光灿烂。我站在法院台阶上,继母诺玛·克鲁格和她的情夫——卢斯·泰森从里面走了出来。法庭挤满了旁听者和记者,陪审团做出了惊人判决——无罪!我听后,愤怒不已,从法庭里跑了出来。我知道,我父亲是被他们谋杀的。洛杉矶的空气污染严重,令人难受,但是,不公正的判决更让人窒息。     

经侦女警梁文婷

<正>梁文婷,女,壮族,广东佛山人,1989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2012年大学毕业后加入警队,现任东兴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在基层一线从事经侦工作已有十年。梁文婷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牢固宗旨意识,在完成内勤工作的同时,先后参与办理案件6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人。她忠诚、扎实、细致地奋战在没有硝烟的经济战线中,有效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为维护边境地区经济秩序、社会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魔鬼、精神与大象——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失败的反思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那些给公共行政领域划定了边界的领军式的理论家们,专注于攻击价值中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罪恶。文章对过去半个世纪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行了评论,这是一种挑起争议的评论,评论的焦点是西蒙-沃尔多争论,该争论最终导致公共行政学接受了一种专业身份,而不是在社会科学中寻求学科地位。对该领域的学术领袖和看门人近期著作所作的审视表明,这种反实证主义研究的迷狂仍在继续,而无视社会科学中的重要进展。公共行政学家要进行一场政治的与范式的变革,以满足将该领域推进到一种学科地位的需要。     

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中国安全挑战和大战略的演变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安全观和大战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其中变化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双重变化影响了中国历任领导人为保障政权安全对大战略所做出的巨大战略抉择。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中国相对弱小,面对强大对手的严峻军事威胁居于绝对弱势,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以应对明确外部安全威胁为中心的大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日益强大,但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领导人在大战略抉择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21世纪中国面临国内外新的安全挑战,这是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终结的结果,这也是中国1979年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