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机制的“去行政化”

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应该是对司法管理权的完全否定,也不应该是否定司法管理权的行政属性。它强调的是限制或弱化当前一头独大的司法管理权,剔除其高居于司法权之上的压制性力量,将其压缩在一个合理的空间内,并发挥其正面功能。司法管理去行政化的目标就是理顺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关系,达到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平衡。这是司法管理机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其远期目标应当是构建一种以司法权为主、以司法管理权为辅的司法管理模式。     

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法律监督问题初探

学界对“法律监督”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本文仅基于检察权意义研究法律监督问题。目前，关于检察监督权的规定条文散乱，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导致法律监督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和法律监督的效率受到严重影响，检察机关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的现象几乎成为常态。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法》，界定“法律监督”的概念和范围，提升法律监督的效力和权威，构建完善的法律监督程序，规制法律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关于古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与材料问题

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结合的方法对出土文献中的法律史料进行系统的清理与探索，封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法律史的整体风貌；二是有助于改写中国古代法律史；三是可以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成败取决于方法是否先进，先进的方法产生的学术功效是巨大的，王国维在历史研究领域、瞿同祖在法律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便是明证。     

提高律师社会地位需要系统工程

中国律师制度已经恢复重建30年．但律师社会地位仍有不尽如人意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相当复杂。有体制、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法治发展水平的原因。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的司法思想——以《贞观政要》与《唐律疏义》为根据

《贞观政要》与《唐律疏义》都体现了唐前期统治集团的司法思想。唐前期统治集团通过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在司法上贯彻“仁道”原则，体现了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关爱与尊重。这种司法思想反映了一种朴素的人道精神，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对中国传统司法观的理性分析

中国传统司法观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核心,其主要表现是:仁道司法观、中道司法观与和谐司法观。仁道司法观将仁爱之道当成一种司法价值,中道司法观将中庸之道当成一种司法价值,和谐司法观将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当成一种司法价值。上述司法观对抑制封建司法的非人道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刑事立案、侦查监督问题试探

本文从刑事立案监督与刑事侦查监督两个方面考察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问题,指出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过窄,立案监督中的某些缺陷对保障人权有所妨碍,这就影响到了立案监督目的的实现。为了保证立案活动的准确与合法,使无罪者不被非法追诉,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加以监督是不够的,而是应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况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除赋予检察机关立案备案权外,还应赋予检察机关审批权、复查权、销案权、纠错权,以强化检察权的行使。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是＂柔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这是监督不力、监督偏软、监督无效的直接原因。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切实加以改变。     

帛书《老子》甲乙本中的法律思想试析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的两个抄本（即甲本和乙本）,有不少优于今本之处,据此研究老子思想,较能得其真胄老子并不是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如许多论著所言）,他反对重刑酷法,主张刑法直轻缓宽疏。另外,老子对犯罪的原因有独特而深刻的体会,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对策,其中的一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仍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