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的石油——自由企业时代的终結?

在西方國家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石油生产几乎一个世紀以后,印度尼西亚人現在重新經營石油企業。自1949年12月27日荷兰把政权移交給印度尼西亚政府以來,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西方石油公司——荷印石油公司中拥有了一半的股份,并且它也一直在設法開采原屬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在北苏門答腊的油田。荷印石油司公現在在印度尼西亚油礦     

浅论惯窃罪

惯窃是一种性质很严重的侵犯财产罪。惯窃在客观上虽然也表现为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要比一般盗窃严重得多。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百五十二条将惯窃从盗窃罪中分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并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情节特别严重的惯窃罪,依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还可以判处死刑。刑法总则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应用淀粉/琼脂糖混合凝胶电泳同步检测红细胞EsD和GLOI表型

1973年 Hopkinson 等采用淀粉凝胶电泳发现 EsD(Esterase,酯酶 D)有三种表型即1—1;2—1;2—2型。1975年 K(?)mpf 等也发现了 GLOI(Glyoxala-se Ⅰ,乙二醛酶Ⅰ)同样具有1—1;2—1;2—2三种表型。由于它们都具有遗传多态性,作为遗传标记,受到人类学家、     

架起亚洲人权法思想的桥梁——铃木敬夫人权法思想评介

<正> 铃木敬夫(1938——)教授是当代亚洲相对主义法学派和抵抗主义法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亚洲法学界促进人权法思想学术交流的友好使者。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在亚洲各国传播相对主义人权法思想,增进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法学研究的交流。铃木敬夫的著述中所体现出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实证主义法学方法论,倡导相对主义的人权法观念。 一、相对主义与人权     

也谈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

关于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以往各种党史出版物,几乎都一致认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最早出现的不同说法是王稼祥在一篇遗作中写道:“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托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这里暂且不谈王明说的是不是假话,但说明了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对李德从莫斯科来华的过程是不清楚的。李德到中央苏区后即在他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直到1987年还对“李德来华前的经历,到底由谁怎样授命他来华并担任军事顾问的”,也感到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的问题。最近又读了《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上发表的《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一文,又看了刊登在1992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上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确实感到李德来华时的身分,存在着若干疑点,有待深入研究和澄清。由于个人水平     

晕倒的婆婆口袋里有他的电话

从2002年开始,董国亮连续8年被樟树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2010年,董国亮荣获由中共宜春市委宣传部和宜春市公安局联合评选的全市第二届＂十大亲民警察＂。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正要有公平正义才能有和谐稳定。社会建设的整体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而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创新,本质要求就是维护公平正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加强创新管理必须有以下几件事情要做。     

食品安全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研究

一、食品安全危机的多元化理解及其现状(一)食品安全多元化理解。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性广泛存在的一大难题,也是跨学科、多层次的研究课题。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深刻影响,食品安全的含义也得到进一步拓宽,基本可以从卫生、经济、法律、道德四个层面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概括。     

更好地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正>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建设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在社会治理中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意味着在社会治理的诸方面和全过程中,都要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强化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立法和制度建设是前提     

医责险承保方能否成为仲裁第三人

采用仲裁模式处理矛盾突出又没有太多经济效益的医患纠纷初期,必须要有当地政府的参与并在财力上对仲裁机构予以支持,但长久如此既不利于仲裁模式处理医患纠纷的推广,也不利于仲裁的公正性及仲裁员回避制度的有效落实。如何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通过裁决纠纷本身获得合理的报酬维持运行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医患纠纷仲裁模式若能与正在推行的医疗损害责任保险制度进行有效的整合,可能是解决仲裁长期运转费用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种审理与理赔模式的整合,实际上涉及到医患纠纷仲裁是否存在第三人、承保方能否成为仲裁第三人的问题。本文以深圳市医患纠纷仲裁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