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悖论的责任

随着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强化培养责任,今天的博士研究生们发现,决定他们的学位论文是否合格的主要因素从导师的签字变成了一轮轮的投票。如果某篇得到通过的论文事后被认定为不合格,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强调导师是第一责任人,但由于导师并不能左右投票的结果,那导师完全可以拒绝对此负责;又由于投票通常是匿名的,在理论上,谁都无从得知究竟是哪几个人投了该论文的合格票,也就不会有任何个人对这一结果以及它事后被否定负责。最终,主管部门仍能对培养单位作出问责,但问责的完成并没有改变谁都不对问责的事由出现了——不合格论文——负责的现状。     

规则的乌托邦

2020年11月,代表着市场与技术的互联网企业“虎牙”用保安将不听话的员工抬出办公楼的新闻登上热搜,将市场与官僚制的紧张充分呈现在了公众面前。今天的公共领域存在一种理论与实践间的紧张。在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主流社会科学受到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入侵,自觉不自觉地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出发来解释所有社会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市场当成了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公共机制;但在实践上,今天的公共部门仍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每当公共部门发起市场化的改革,往往就会催生新一轮的官僚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紧张构成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一大迷思。     

“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公共行政概念

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了公共行政的研究之中,为公共行政学科带来了一种后现代气息.后现代公共行政宣布了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失败,要求公共行政改变其控制导向,批评公共行政的控制追求引发了社会群体间的对抗,提出在公共行政中建立起包容他者与包容差异的文化.后现代公共行政显然是对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一种反叛,因而,遭遇了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护卫者的猛烈反击,双方形成了一种激烈的交锋.在这种交锋中,后现代公共行政更加充分的阐释了解构现代公共行政的立场和观点.     

技术官僚型治理的生成与后果 ——对当代西方治理演进的考察与反思

明确"谁"的问题与确定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是政治的两大主题,也是政治理论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在西方语境下,传统政体理论试图通过授予"哲学王"完整合法权威来同时解决这两大问题,而随着代表制度的产生,对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出现了分离。由于缺乏回答"谁"的问题的完整权威,代表也就无法专注于寻找技术上最有效率的解决集体问题的方案,使得代表型政治日益成为一种无法有效解决集体问题的政治模式,并催生了一种技术官僚型的治理。技术官僚型治理试图把所有集体问题都化简为在2和1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并通过不断创新更准确计算2和1的技术手段来提高治理的有效性。这种治理模式一方面为所有集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标准化的答案,另一方面又排斥了普通民众的政策参与。要矫正技术官僚型治理的消极后果,需通过知识重建来推动政治重建。     

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增进共同福祉与解决冲突是政治的两大功能,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两大条件。其中,后者是政治合法性的决定性条件。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合法的政治模式,一是因为在存在根本性利益冲突且只能以某些人的牺牲为条件来解决这种冲突的情况下,以一人一票和多数统治为内容的民主构成了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公平方式;二是因为社会成员对于民主的价值本身不存在认识上的冲突。随着多元社会的形成,民主的合法性条件受到挑战,从而陷入了合法性危机。西方学者对这一危机做出了回应,但现有的回应并不能使民主走出危机。     

论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民主观上的差异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建构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建构原则,理性具有认知含义与价值含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政治问题得出具有认知合理性的见解,后者意味着每个人的上述见解都应得到同等的政治对待。这两点内容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了以决策参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同时满足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要求,也使民主成为一种"好"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围绕这种紧张,精英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不同的理论叙事,对民主是否一种"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

官僚制组织具有两副面孔.官僚制组织的经典面孔是由权威—义务、责任—规则等概念共同谱绘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代理理论则用委托—代理、激励—动机等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官僚制组织的另一副面孔,且人们根据这种描述而对官僚制组织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将组织实践变成了所有组织成员合力蚕食组织剩余的活动.自人际关系学派兴起以来,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人的因素”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议题.传统官僚制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导致组织实践总是受困于官僚自利性的问题.代理理论正视了这一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当代组织理论必须对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的“人的因素”的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关怀、促进与服务:政府建构的三种取向

20世纪后期以来,在对传统政府模式的反思中,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替代方案,分别是:以关怀为中心的公共行政、促进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三种方案都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行动与承担其对于社会和个体公民的责任,但在行动和实现责任的方式上,三种方案又有着显著的差异.关怀行政带有一种女性主义的家长式温情,在实践上可能重新走上福利国家的建构方向；促进型政府要求扩展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行动空间,在实践上可能走向进一步的放松规制；服务型政府则通过信息的开放来提高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的风险判断能力,进而帮助它们作出负责任的行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