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理中技术与制度的辩证法

工业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技术进步为标志的。人类自进入近代以来,持续的技术发展已经征服了整个社会,技术进步不仅是撬动社会发展的杠杆,也是社会发展的成果。就技术与制度间的关系而言,虽然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技术进步会直接地作用于制度,诱发制度变革,但是,技术的进步必然会积聚起最终引发制度变革的力量。技术的发展与制度的变革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来看这一问题,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处于一种互动的过程之中。总的说来,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技术进步必然引发制度变革,而在微观观察中,却不必然如此。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对于制度变革的态度应当是积极的和主动的,而不应是等待技术的进步自动引发制度变革。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

在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问题时,关于德治与法治建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德治与法治是与特定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客观上有着德治的要求,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治理是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德治。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范畴,却在突出法治的同时排斥了德治。只有公共管理所预示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是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在德治建设中,关键是着力于制度安排上的德治,而不是寄希望于教育,可以通过德治化的制度建设来为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生成提供客观保障。     

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构想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中 ,主要应当包括 :公共管理的一般性研究、公共管理的主体研究、公共管理的制度研究、公共管理的工具研究、公共管理的行为模式研究和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关系 ,公共管理中的伦理精神是一种普遍精神 ,在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中 ,都贯穿着伦理精神。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决定了公共管理的制度、程序和行为体系都必然是伦理精神的实现。     

改革过程中的行政权力畸变及其校正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权力。行政改革的目的是要校正行政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偏离。但是央我国的行政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行政行为不规范的问题;提出了行政权力减少数人所窃取并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问题,出现了地方极限截留来自上面的分权,并运用这些权力搞地方保护主义和以权谋私,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２,行政权力之所以背离了公共利益,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旧的利益关系、权力格避的影响和新折     

行政人员角色的伦理定位

行政人员角色的伦理定位是健全行政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行政体系在客观上是行政岗位的组织体系,是行政角色的设置、安排、调整和改变的动态过程;在主观上则是行政人员对所在岗位的角色自觉。行政角色是行政体系中的角色,行政人员的角色自觉即角色意识使行政体系的组织结构获得了活的灵魂。因为有了这种角色意识,行政人员就能够尽职尽责,维护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质,养成公共行政所需要的行政人格。     

管理活动中的创新思维

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的创新活动,而一切创新活动都是来自于创新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外化和结果。根据传统的认识,管理是对现有规则的运用,是对现已确定的秩序的维护。但是,在现代管理活动中,人们越来越发现创新的意义,因而把管理活动中的创新思维视作优化管理系...     

考察“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多种理解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贝尔是基于产业的角度来定义后工业社会的概念的,他认为,当服务业取代了工业而占主导地位时,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贝尔所提出的这一判定标准有着广泛的影响,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此出发去定义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即使有所不同,也是通过进一步举例的方式去丰富贝尔的理解,或者为后工业社会增加一些新的特征(如信息)。但是,在把后工业社会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相印证时,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德鲁克甚至认为二战后就是后工业社会的完成阶段,并进入了一个新的所谓"知识社会"的阶段。所有这些谈论后工业社会的学者都忽视了人际关系、社会治理方式及其制度方面的状况。     

任务型组织及其构成要素

近代以来,任务型组织一直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现象而与常规组织相伴随,但是,在组织理论研究中,它被掩盖在常规组织背后,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迅速地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功能,也使它成为一个不得不引起关注的组织现象.在任务型组织研究中,我们必须准确地厘清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探讨其构成要素与常规组织的共性与个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去探讨对任务型组织实施科学的、合理化的管理的可能性.     

战后公共行政研究的主题嬗变与学科危机

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学者们对公共行政学产生以来的理论成就进行了一场集体性反思,希望藉此去为公共行政研究寻找新的视角和开辟新的途径。然而,作为这场反思运动的结果是"政策科学"的兴起,致使公共行政研究陷入了低潮。本来,公共行政学者早已意识到政策与行政之不可分离的关系,认识到了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分析方法与工具,他们却并未承担起政策研究的职责,而在二战后的公共行政反思运动中却把这一职责让给了新兴的政策科学家,使政策研究变成了"政策科学"的专利。另一方面,由于政策视角的失落,公共行政研究重新回到了"组织与管理"的主题上,并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冲击下使自己逐渐蜕变成了一种"组织理论",从而失去了公共意识。这就是学者们常常提起的"公共行政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孕育了试图重振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公共行政运动"。不过,我们也看到,公共行政这一学科并没有消失,它的合法性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公共行政的概念仍然具有标示研究对象与研究名称的功能。     

论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

在整个政治社会中,权力却与其本质相分离,被阶级所占有,甚至被私人所窃取,被用来为阶级利益服务和用来谋取私利。这就要求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而且,权力的道德制约在一切存在权力的地方都有着普遍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公共行政的发展要求探寻一条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共长之路,在行政体制、行政法律和行政道德的互补中,实现行政行为的廉洁、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