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非控制导向的合作制组织

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逐渐实现了组织化的社会,社会控制也反映在组织之中。可以说,近代以来的组织就是控制导向的组织,所谓"管理就是控制",所描述的就是组织运行的状况。组织的控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自身的控制;其二,是对环境的控制。组织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控制去实现组织目标。然而,人类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它意味着人类社会再一次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即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包括社会控制和组织控制在内的一切控制都陷入了失灵的状态。因此,在社会变革中我们构想出一种新型的行动系统,它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将是一个非控制导向的组织,通过合作制组织,我们也将迎来一种非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     

论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志愿者

当人类前进的脚步迈入21世纪时,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来,志愿者是一个亘古就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此前的所有志愿者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志愿服务都是个人行为,而20世纪后期以来的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活动则是以组织化的形式出现的.过往的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活动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即使发生在了陌生人之间,作志愿服务活动选择的一方,也是以熟人的心态、文化及精神去提供志愿服务的,而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志愿服务却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与以往根本性不同.新型的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预示着人类社会治理的变革,或者说,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已经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一项内容.因而,我们需要在社会治理变革的意义上来认识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     

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有效路径

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对于政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要最大限度地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性,需要寻求能够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有效路径。当前,需要在法律路径和技术路径的基础上再开辟出教育的路径来促进工作人员廉洁。     

以德治国与以德行政

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要求,这是在总结我国２０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治国理论的一项新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法制建设,这是一条正确路线。但是,在法制建设的过程中,道德建设方面一直未能取得积极的进展,以致于各种社会关系受到扭曲,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公共部门中的腐败泛滥问题,虽然有着法制还不完善的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一个道德问题。再如,在对腐败问题的治理方面,我们可以说惩治腐败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但是在预防乃至消除腐败的问题上,就需要强调道德的功能。所以,…     

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审查

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对于 2 0世纪的行政学研究和政府模式设计有着巨大影响。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看 ,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 ,是多党竞争政治下所作出的无奈选择。这一原则并不是一个普适原则 ,它的适用性是有着特定的前提的。中国的党政分开是一个政治范畴 ,是在政治领域中的功能性分开 ,而不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的结构性分离。     

谋求非强制性的社会治理

一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就是控制和强制的历史,无论是农业社会运用权力所实施的强制,还是工业社会运用法律制度所达成的强制,都是出于秩序的要求。强制的实施往往需要以暴力为后盾,而且也会最终走向暴力的应用。强制的前提则是人的不平等,强制的结果又导致了人的不平等的升级,也同时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在这一问题上,工业社会在社会治理中所运用的强制是与其早期的启蒙思想相悖的。在某种意义上,世纪之交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可能就是工业社会通过强制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治理所积累起来的能量以一种变态形式的爆发。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此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治理变革指向了非强制性的社会治理方向。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长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它将意味着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切强制都走向了终结。     

变动于政治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上,政策问题建构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不同的部门间移动.本来,政策问题建构权是一项立法权力,在民主的途径中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集中到了立法部门.在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提出之后,政策问题建构和政策制定则被视作政治部门的权力,而行政部门则定位在政策执行的角色上.然而,在“新政”时期,行政权的扩张也使政府把手伸向了对政策问题建构权的争夺上.但是,当行政部门攫取了政策问题建构权时,人们则以行政部门的属性为由而将这一权力认定为管理权力.在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的发展中,行政部门的政治属性再度得到确认,因而,政策执行也被看作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政活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政治性质也同时得到了承认.     

论社会治理中的职业化及其技术控制

与近代以来的职业化相一致,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中也出现了职业化。职业化造就了一个以社会治理为专业的知识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为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的技术控制,努力把社会治理体系营建成一个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封闭体系。就官僚制组织而言,技术控制是基于一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而建构起来的,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这种技术控制发挥了巨大的正向功能。但是,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技术控制的消极效应日益彰显。20世纪后期以来,学者们对官僚制组织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技术控制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而在如何终结技术控制的问题上却是莫衷一是。其实,技术控制的终结将是一场组织变革的成果。也就是说,当人类的社会治理不再依赖官僚制组织,而是建立起了合作制组织去取代官僚制组织,技术控制也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合理性,从而被人们所抛弃。     

论中国体制改革的逻辑

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不同，中国的行政改革是行政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而且包含着一定的政治目标。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又只是一项准备性的工作，它不能替代政治体制的改革。根据中国改革的逻辑，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将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走向民主的历程，其基本内容是权力结构的调整。一、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就成了时代的强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改革中谋求发展，即通过改革探索一条发展之路，在改革中寻求发展的契机。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