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世界化到全球化——读齐格蒙特·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或者说,始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运动正在把人类引入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任何把全球化比作历史上的某些社会变革运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也许从形式上看,全球化与近代社会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实际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变革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一场民族国家对世界征服的运动,其结果是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而全球化的使命恰恰是要终结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明显的迹象,那就是与民族国家关联在一起的几乎所有社会设置都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的建立,也意味着一切在工业社会对人作出先验性规定的制度等的废止。在合作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双重向度

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是当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改革和构建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包括两个向度:其一是公共行政的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即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同时,已经确立的制度又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的生成和成长,能够对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鼓励的作用;其二是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在他的行政行为中从道德的原则出发,贯穿着道德精神,时时处处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政府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和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没有制度的道德化,行政人员个体的道德是不稳定的;但是,如果没有行政人员的道德化,那么制度的道德就会成为空洞的教条.     

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

关于适度政府规模的研究是政治学和行政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政府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难题。自从人类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的需求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自身的体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历史趋势也必然促使政府规模膨胀。政府规模的膨胀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而限制政府规模膨胀的一切理论设计和实践方案又都是不成功的。所以,限制政府规模的问题必须在政府类型的根本变革中才能得到解决,那就是用服务理念取代传统的统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管理理念,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模式。     

风险社会以及对差异的承认和包容

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社会也经常被学者们表述为同质性社会,工业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差异化的特征,但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人们所追求的却具有同一性。在陷入风险社会时,人类所面对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的差异化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风险社会具有差异性的特征,故可以将这个社会定义为差异化的社会。如果考虑到风险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的话,那么构建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第一要务。风险社会中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差异性的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表现出对差异的承认和包容,合作行动是将社会的差异性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加以利用的。     

论管理学技术至上观的现实遭遇

管理学在发展中走上了技术依赖的路径，这是受到“管理就是控制”这一观念的引导所至。因而，管理学一直是在技术至上的路径中去寻求改进管理方式、方法的。从20世纪后期开始，管理学的这种技术至上追求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特别是社会批判理论，对管理学的几乎所有方面的科学化、技术化努力都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在如何作出改变的问题上，一直未见到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得以提出。其实，我们必须在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中去寻求管理学发展的出路。事实上，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这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也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我们据此而提出了合作制组织建构的设想。这是管理学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所应致力于研究和探讨的中心任务。     

在风险社会中看传统的境遇

人是生活和行动在现在之中的，而所有的现在都包含着“传统”“当下”和“未来”三个维度。传统的维度对于理解以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现在”都有着无比重要的价值，而在风险社会中，传统在“现在”中的复杂性却显现了出来，并与行动中的创新之间产生了冲突。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只是在革命等社会变革的时代，才有着强烈的要求突破传统的呼声，那么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更多地感受到了当下问题的压力，不得不通过创新去应对当下的问题，以至于必须与传统保持一定的距离。就现实来看，在20世纪后期，日常生活领域中已经呈现出了“非传统化”的迹象，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这种“非传统化”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论政府行为模式从控制向引导的转变

自政府产生以来,都是以社会控制为基本职能,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获得等,都是通过政府的社会控制去实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是运用暴力和在暴力的支持下去进行社会控制,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则是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同时,也有着不断刷新控制技术的追求。但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控制,都会出现"控制悖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控制失灵"的问题。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学者们围绕政府的社会控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尽管政府的控制技术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迅速地增长,从而使政府一直处于控制能力不足的局面。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政府的社会控制追求如果不改变的话,将会使政府陷入与社会全面对立的境地。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代之以引导取向的行为模式。其中,建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保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控制功能的正确路径。     

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

科学的要义在于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科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决定了科学的表现形式.现代科学是从认识论框架中成长起来的,或者说,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为科学提供了分析性思维方式.康德是认识论哲学的集大成者.然而,在康德的同时代,还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康德“批判哲学”的观念学.这种观念学包含着或者说试图建构起一种相似性思维,其中,也包含着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方法的方法论体系的可能性.在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观念学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而,建立在相似性思维基础上的方法论体系没有成长起来.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科学认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需要通过相似性思维的建构去确立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新的方法论体系.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研究取向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通过积极行动去加以解决的问题。其中,公共行政研究担负着这样的使命。对于所有国家的公共行政者而言,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都面临着维护近代以来所建构起来的科学话语还是开拓创新的选择。我们认为,正确的选择应当是超越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致力于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出来的全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研究中,则纠结于学习、本土化和创新这三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起步较晚,学习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学习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有着开放的学习态度。但仅仅学习是不够的,还需要致力于本土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以便提出解决本土问题的正确方案。但是,对于本土化的问题,不能作出简单化的理解,而是需要在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中去实现本土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所包含的核心内涵是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者对世界的贡献。     

论任务型组织的解散

任务型组织是任务导向的,当任务完成的时候,它就必须进入解散进程。与私人部门中的组织解体以及公共部门中常见的机构撤并不同,任务型组织的解散是一个积极的自觉的过程,必须处理好资源、权力、人员的安置问题,还应对任务完成的过程和结果作出全面的总结。